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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的时代落幕:荀学的诞生和子学的复兴

时间:2023-07-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革酿发了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局面。荀学的出现已体现了这一时代的呼唤。荀子关于百家争鸣的总结与统一思想的主张,昭示着百家争鸣的落幕时代即将来临。作为战国百家争鸣的思想余波,诸子学又以新的姿态重新活跃起来。自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治者以利禄之道提倡儒学,所谓“天下英雄,尽入彀中”,春秋以来的思想言论自由空气遂消亡无存,中国思想史上百家争鸣的子学时代最终落幕!

百家争鸣的时代落幕:荀学的诞生和子学的复兴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革酿发了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局面。诸子百家以空前活跃、敏锐、深刻而辩证的思维创造力,对三代传统进行了多维度的超越性反思,既有对旧传统的扬弃、维新,也有对它的传承、延续,既有能动、开明和激进的学说,也有保守、复古以至退化的思想,既有对未来的憧憬和设计,也有对往古的眷恋和追忆。在由三代王官之学“皆原于一”的思想统治走向“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思想解放过程中,百家争鸣在促进学术思想多方面展开的同时,各种学说“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的片面性弊病也逐渐暴露。

与此同时,到战国末年,在社会大变革中新兴的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已经建立了较为稳定的政治统治。随着秦国的强大与兼并扩张,建立一个大一统的专制主义中央政权已成为历史的必然。与社会政治发展上的大一统趋势相适应,学术思想上要求整合百家而实现新的思想一统也成为时代的必然。

荀学的出现已体现了这一时代的呼唤。荀子,以承继孔子儒学为己任,批判吸收墨、道、法、名、阴阳等诸家思想,是先秦诸子学术思想的集大成者。作为战国末年最为博学精思的学者,荀子敏锐地捕捉到时代思潮由分到合的发展脉搏,并自觉地承担起总结百家争鸣、推进思想一统的学术使命。

首先,荀子对诸子百家的思想片面性进行了深刻揭示。他说:“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天论》) 又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解蔽》)

在荀子看来,诸子思想虽然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实际上则是“有见于此而无见于彼”,或“蔽于此而不知彼”,从而对于包括各方面的“道”的认识产生以偏概全的片面性之“弊”。“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曲知之人,观于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识也,故以为足而饰之,内以自乱,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祸也。”(《解蔽》)为了克服这种片面性,他提出“解蔽”,强调把认识的全面性和能动性结合起来,使“众异不得相为蔽”,避免片面性错误

通过对各家思想的“解蔽”与批判,荀子提出在思想上“法仲尼、子弓之义”,“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在政治上“法舜、禹之制”,“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荀子关于百家争鸣的总结与统一思想的主张,昭示着百家争鸣的落幕时代即将来临。

如果说荀子是站在儒家学术思想的角度对百家争鸣进行总结,认为他们各有所见,亦各有所弊,他的学生韩非则站在法家的角度对百家争鸣进行政治宣判。他认为,当时的儒、墨两大显学都是“愚诬之学,杂反之行”,以他们为首的诸子百家都是社会的蛀虫,他们的学术争鸣对社会有害而无益。真正对社会有用的人就是耕战之士。所以,在大一统政权下,应该是“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五蠹》)。

继荀、韩之后,《吕氏春秋》所代表的杂家的出现,则从“九流十家”的学派的角度敲响了百家争鸣终结的尾声。

《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在秦统一前夕招募宾客集体编撰的一部著作。在学术思想上,它对先秦各家一律平等看待,主张齐不同、一是非,试图使百家学说归于“一穴”,以便“足成”一种“圣人”的理想制度。杂家在理论体系的构建上是兼取众家之长的,没有自己的创造性。这样一种学派的出现,说明一个时代的思想创造力已经发挥尽致了。现代哲学史家冯友兰说:“在百花争艳的春天里,荼蘼花最后开。它的开放,表示春天已经快完结了。……在先秦,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中,杂家是一棵荼蘼花。”[4]

秦灭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文化思想上独尊法家,坚持“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实行“焚书坑儒”,禁天下藏“诗书百家语”。但由于秦王朝迅速覆灭,儒、道、阴阳等各家思想通过当时的官方博士及民间口授的方式,仍然得到流传和发展。(www.xing528.com)

秦汉之际,尊“黄老之学”的新道家在民间广为流传,由秦博士和邹鲁儒生保留的儒家文献和学说也逐步形成为大一统王朝提供统治基础的新儒学,法家刑名之学与阴阳家也分别与儒、道思想相结合而有新的发展。作为战国百家争鸣的思想余波,诸子学又以新的姿态重新活跃起来。

汉王朝建立后,统治者吸取秦独尊法家的失败教训,在文化思想上采取开放的方针。汉初,即废除秦朝的“挟书律”,“求亡书于天下”,并礼聘秦博士和邹鲁儒生传授儒经,制定朝仪;盖公、黄生、司马谈等尊黄老之学的新道家也倍受尊重。当时,文帝、窦太后,皆好黄老之言;贾谊晁错,学法家刑名之学;主父偃学长短纵横术;公孙弘以儒学显尊于世;淮南王刘安则延客著书,杂取各家之说。

面对诸子学的新发展,黄老之学一度成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儒学则长期处于被黜的地位。直到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在先秦儒学基础上,广泛吸取刑名法术与阴阳家思想,构建了一套以《春秋》公羊学为中心的新儒学,适应了封建大一统王朝的统治需要,才最终取代黄老之学而成为封建统治思想。自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治者以利禄之道提倡儒学,所谓“天下英雄,尽入彀中”,春秋以来的思想言论自由空气遂消亡无存,中国思想史上百家争鸣的子学时代最终落幕!

【注释】

[1]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4页。

[2]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53页。

[3]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33页。②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人的历史》,田汝康、金重远《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0、38页。

[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2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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