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冲决网罗”的新学，实为求通之学。要求通，在谭嗣同看来，就要弘扬真正的孔学，而非被荀子乃至后人附会的扭曲的儒学。在荀学“冒孔之名，以败孔之道”的两千年间，还有没有能传孔学真精神的学问呢？谭嗣同特拈出明清之际的三大思想家来进行分析：“黄出于陆王。陆王将缵庄之仿佛；王出于周张，周张亦缀邹峄之坠绪。……顾出于程朱，程朱则荀之云礽也，君统而已。”[7]邹峄原为山名，孟子曾居住在此，此用邹峄借代孟子。在谭嗣同看来，黄宗羲、王夫之分别传庄子和孟子之学，可以算是孔学正派，而被有清一代推崇的顾炎武之学，只是传承了程朱之学，而程朱之学恰是荀学的延续而已（云礽即远孙）。按照谭嗣同此观点，欲冲决荀学的桎梏，固然须先扫除程朱之学的影响，但问题是，在此过程中，什么可起关键性作用呢？这就是谭嗣同从甲午后到戊戌前苦苦思索的内容。谭嗣同最终找到了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
《明夷待访录》猛烈地抨击了君主专制制度的种种弊端，提出了“向使无君，人各自私，人各自利”的大胆设想，矛头直指两千年来的儒学纲常伦理，并提出了一系列救治政治弊端的方案。这恰好与《仁学》思想若合符节。尽管王夫之也反对君主制，[8]但从救荀学之弊的方面来讲，篇幅较短的《明夷待访录》更加容易被更多人所接受，再加上当时利用《明夷待访录》宣传新思想，几乎形成了一种潮流，[9]而交往广泛的谭嗣同在此背景下，尽管其好学深思，可以体悟出来，但不能排除其所受到的启发作用。
《明夷待访录》中对君臣之伦的猛烈批判，契合了谭嗣同冲决君主之网罗、伦常之网罗的思想。谭嗣同列举的七类网罗，亦可分为学、政、教三大类。谭嗣同说：“教不行而政敝，政敝而学亡。故言政言学，苟不言教，则等于无用，其政术学术，亦或反为杀人之具。”[10]又说：“教则总括政与学，而精言其理。”“教之真际，无过五伦。”[11]显然，在谭嗣同看来，伦常关系是冲决网罗的关键。为此，他猛烈地批判君臣之伦的祸害，他说：“君臣之祸亟，而父子、夫妇之伦遂各以名势相制为当然矣。此皆三纲之名之为害也。”[12]又说：“五伦中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无纤毫之苦，有淡水之乐，其惟朋友乎！”[13]从“世俗泥于体魄、妄生分别，为亲疏远近之名，而末视朋友”的观点出发，谭嗣同认为：“君臣之名，或尚以人合而破之。至于父子之名，则真以为天之所命，卷舌而不敢议。不知天命者，泥于体魄之言也，不见灵魂也，子以天子之子，父惟天子之子，父非人所得而袭取也，平等也。”[14]尽管“体魄”、“灵魂”等字眼，似乎与基督教的表述相近，实则是谭嗣同化用黄宗羲的君臣师友说和父子关系不可变思想而来。黄宗羲说：“父子一气，子分父之身而为身。故孝子虽异身，而能日近其气，久之无不通矣；不孝之子，分身而后，日远日疏，久之而气不相似矣。君臣之名，从天下而有之者也。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15]与黄宗羲“君臣师友”的观点略微不同的是，谭嗣同将之变成了“君臣朋友”[16]的主张。(www.xing528.com)
黄宗羲曾提出无君的假设，谭嗣同甚至相信无君可以变为现实，前提是民“有学”。他说：“民而有学，国虽亡亦可也。无论易何人为之君，必无敢虐之。直君亡耳。视君亡犹易臧获，于民宁有害焉。”[17]臧获谓奴婢，视君亡好比更换奴婢，对于老百姓来说，哪里会有什么害处呢？可以说，谭嗣同将黄宗羲的无君假设往前又推进了一步，跨出了君主专制的门槛，迈进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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