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1305?—1370?)，字则诚，自号菜根道人，浙江永嘉人。[7]他所生活的时代，正是元王朝由衰落趋向灭亡的历史时期，也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时期。他的故乡浙东一带，又是矛盾斗争较为集中之地，到处是饥荒的人民，遍地是起义的烽火，方国珍、张士诚等人的起义，就是以浙江和江苏为根据地的。
高明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之家。他的长辈和师友，大都是比较耿直或有民族意识的儒士，他自幼与他们一起过着平淡的隐居生活。
动荡的时代，宁静的家庭，儒家的传统文化教育，形成高明复杂的世界观，既决定他一生所走的曲折道路，也很自然地影响他的创作。
他是个博学之士，有志于用世，且以孝道著称。而元朝统治者为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缓和民族矛盾，于仁宗元祐二年(1314)恢复科举，顺帝至元年间虽一度又罢科举，旋即恢复。因此，高明发愤读《春秋》，立志以专经取仕。至正五年(1346)进士及第[8]，始入仕途。历任处州录事、绍兴府判官、江南行台掾、福建行省都事等职。他以自己的才干，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他性情耿直不阿，数忤权贵，对当时酷政亦有所不满，但反对农民暴动，曾参加镇压方国珍起义军，由于和统帅意见相左，任满后，即怀着满腹牢骚归家。从此看穿宦途黑幕，深悟前辈所言:读书人以取功名得官为荣，实为忧患之始。
方国珍接受招安后，欲聘高明为幕僚，坚辞不从，隐居宁波栎社沈氏楼，从事《琵琶记》创作。自1345年入仕，至1356年辞官，仕宦生活仅11年。(www.xing528.com)
朱元璋于1368年建立明朝，召请高明参加编修《元史》，他“以老病辞”，不久，病卒于宁海。
构成高明世界观的几个主要方面的基本情况是:
伦理观，他笃信传统礼教，特别崇奉孝道，赞扬节义。自少追慕曾参、闵子骞等“二十四孝”中人物，曾作戏文《闵子骞单衣记》(已佚)，以及一些宣扬“孝”、“义”的文章。这种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在《琵琶记》中有鲜明的反映。
政治观，基本倾向是儒家的忠君爱民，因其时代的特殊性，对元统治者的态度和对祖国人民的态度之间有矛盾，热心追求功名与厌恶仕宦生活之间也有矛盾。他生活在元贵族统治的时代，而励志攫取功名，为元朝服务，甚至参加镇压农民起义，这在当时不足为怪;但是，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他又比较同情人民的疾苦，在《游宝积寺》诗中写道:“几回要挽银河水，好与苍生洗汗颜。”他虽做着元朝的官，却又感叹故国的沦亡，如《赵承旨题岳王墓韵》诗，就流露了较深沉的民族意识，对岳飞父子奉诏班师以至不能恢复国土的沉痛历史，感到悲愤。特别是在仕途中碰了钉子以后，他就表现出菲薄仕宦名利的意识，不愿与统治者合作，《次韵酬高应文》、《白篇送顾仲明》等诗，都流露了这种思想情绪。在《琵琶记》中也表现出这种矛盾的精神状态。
文艺观，与他的伦理观相一致，他继承并发展了儒家“文以载道”的文艺思想。《琵琶记》开宗明义第一出，就明确地宣布他的艺术观点。首先，他批评了在思想内容上千篇一律的“佳人才子”、“神仙幽怪”之作，认为“琐碎不堪观”，强调文艺必须有益于儒家教化，不然的话，就是废品:“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其次，他指出戏曲不单是娱人，而要感人，主张发扬南戏“不寻宫数调”的传统，反对以无聊的科诨来娱乐观众，而要以具体的艺术形象来感动人们的心灵。就文艺的社会功能而言，他的主张是对的，问题在于他的终极目的是不太切合实际的幻想。他所谓的“风化”，就是封建礼教和伦理观念;他企图用以感召社会的是“孝子”、“贤妻”的典型。这又不免有些迂腐、片面化。就他所处的时代而言，想以传统道德救世，虽是幻想，但也非其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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