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文龙，号振南，浙江杭州钱塘人，与于谦还是街坊。他之所以投军，主要由于他有个舅舅在兵部做官。毛文龙到北京后，得他舅舅推荐，到辽东去投效总兵李成梁，后来在袁应泰、王化贞二人手下当职。他的功绩主要是练兵，以及超额完成制造火药的任务，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后勤部长。
天启元年五月（1621年6月），毛文龙奉王化贞之命前去辽东。为避开后金防守严密的城镇和军事要地，他只能选择走海路。率领220人的队伍，分乘4艘海舟，从三坌河口出发，沿辽东半岛西海岸向南航行，先到娘娘宫（复州湾长兴岛东与海岸之间的一个小岛），10天之后到达猪岛（金县西40里海中，今仍名）上岸，再到广鹿岛、给店岛。这两处有数量很少的后金兵和明降兵降将据守，尽被驱逐。毛文龙这一小股部队继续沿着辽东半岛东海岸，东行至石城岛，擒获后金岛官何国用。然后，又收复了鹿岛（鸭绿江口西，今仍名）、长山岛、小长山岛、色利岛、章子留岛、海洋岛、王家岛，最后到达朝鲜的弥串堡（距离西北方向的鸭绿江200里）上岸驻军，招集难民，归者甚众。[49]（见彩图7-2）
毛文龙一行于海上行军近3000里，完成了一次辛巴达似的海上冒险。他所至各岛，安抚百姓，召集难民，归者甚众，得到了当地百姓和逃难的成千上万辽民的欢迎与支持，凡有金兵驻守的地方，或被消灭，或被擒获，或被驱逐，一度失去的辽东沿海各岛又重新回到了明军手中。
毛文龙率部进驻朝鲜弥串堡，就开始谋取镇江（即九连城，在丹东市中心东北10公里）。天启元年七月二十日（1621年9月5日），毛文龙率领一支200多人的小部队乘黎明时分，在镇江城中军陈良策的内应之下，一举夺取镇江城。镇江既下，南卫震动，宽甸、汤站、险山等堡都发生了暴动，驻守当地的后金军守将被汉人活捉。
毛文龙向王化贞报捷，王得报，飞传北京。狂喜之下，朝廷立即授毛文龙为广宁都司，兼副总兵，赏银200两。应毛文龙要求，王化贞请求朝廷速发援兵和饷银，乘势大举反攻。熹宗随即发布反攻命令。但熊廷弼对毛文龙袭取镇江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对此番大举反攻并不积极。因此，命令下达后，“援兵观望不前”[50]，遂使这一部署化为泡影。
毛文龙袭取镇江令努尔哈赤十分震惊，特派他的八子皇太极、侄儿阿敏率3000人马赶往镇江弹压。明援兵不至，朝鲜又不敢出师支援，毛文龙坐守孤城，不堪后金进攻，镇江城得而复失。毛文龙于城陷前两天只身逃往朝鲜，皇太极率军入城，大肆屠杀城中百姓。
毛文龙退入朝鲜后，后金兵也追到了朝鲜境内，并要求朝鲜协助搜捕毛文龙。朝鲜坚持与明朝保持友好关系，极力保护毛文龙。之后，毛文龙在朝鲜虽未立足，但仍然组织避难辽人袭击后金军队。努尔哈赤将毛文龙视为心腹之患，不断派人秘密潜入朝鲜，探听毛文龙下落。不久，负责侦察毛文龙行踪的凤凰城守探明了毛文龙、陈良策住在朝鲜龙川。于是努尔哈赤再次致书朝鲜，威胁其国王，要他们将毛文龙等人逮捕送来，否则就派兵讨伐朝鲜。[51]朝鲜国王和群臣十分惧怕，但又不敢开罪明朝，便劝毛文龙离开朝鲜，“姑还广宁，待时出来”。但毛文龙却无意离开，朝鲜便只好任凭他留下来。后来后金一再恫吓朝鲜，朝鲜也是置之不理。[52]天启元年十二月十五日（1622年1月26日），数千后金兵渡过鸭绿江，奔袭龙川。毛文龙当时不在龙川，而是在距龙川90里的林畔馆。得知金兵来袭，毛文龙猝不及防，“脱冠服混兵士仅免”，[53]脱身南行到安州。后金兵进至郭山，没有搜到毛文龙，于是逢汉人便杀。据朝鲜统计，汉人男女被杀578人。[54]
毛文龙得到朝鲜的庇护，总算摆脱了后金的一再追捕。他着手组织军队，建立抗击后金以收复辽东的根据地。他先后在蛇浦、椴岛设寨，广泛招收汉人，吸引了很多逃难的辽民和商人前来居住。天启二年六月（1622年7月），为表彰毛文龙的功绩，明朝提升他为署都督佥事平辽总兵官。[55]同年十一月（1622年12月），毛文龙选择皮岛作为其大本营，迁居于此。接着，辽民“皆卷入岛中，接屋甚盛，作一都会，南京商船，来往如织”[56]。(www.xing528.com)
皮岛，朝鲜称椴岛、稷岛、南海岛，毛文龙来此，改名为云从岛。该岛位于西朝鲜湾北部，紧邻铁山半岛，其北部靠近鸭绿江入海口。岛东西长15里，南北宽10里。“岛中形势，回报东、西、南三面，只开一面。北向中有一峰特立，西向，都督开营于其下，村家罗络，谷中峰头大约三千余户。”[57]岛上有山，多峭壁，四面环海，易守难攻。由于它位于中国和朝鲜大陆之间，且跟辽东沿海岛屿距离颇近，利用海运，联络甚便，军事上互为声援，转饷运输也不受后金的威胁。因此，皮岛是个很理想的据守之所，毛文龙把他的总兵官府邸设于此岛，朝廷予以肯定，号“东江镇”。[58]皮岛原来很荒芜，毛文龙开府后，皮岛荒凉的局面迅速改观，辽民来投者“前后数十万口”。经过毛文龙等人的艰苦奋斗和朝鲜的有力支持，在后金的大后方建立了一个以恢复辽东为目标的根据地，为明朝在辽东沿海建设一道新的防线迈出了重要一步。
据出使朝鲜的特使梁之垣亲眼所见，截至天启二年十月（1622年11月），毛文龙仅有新旧辽兵号称四千，“多赤身徒手之残疲”。[59]没有衣服、军器、饷银，粮食也不足。毛文龙曾发出呼救，朝廷一些大臣也为之请命。早在三月间，兵部就决定从福建调水兵三千渡海驰援，但拖到七月还没有动静。后来熹宗皇帝亲自下旨催促，御史游士任才被迫发了官兵1500人去皮岛，以应付差事。[60]天启二年八月（1622年9月），平辽副总兵毛文龙向兵部上陈恢复辽东事宜，再次提出要给予旅顺军港的战略地位以足够重视。
此前，由于直隶、山东因分摊军饷问题闹翻后，旅顺军港被废弃。后来，清军向辽东进攻，旅顺因无兵把守，轻而易举就被占领，这使得经渤海向辽东运输军需物资的船只时常受到后金的袭击，给援辽工作带来诸多不便。毛文龙建议重新夺取旅顺。具体方法是：从距旅顺以东300里的三山岛登陆，派经略标下练兵都司陈大韶以旅顺南游营游击职衔居之，率领辽兵2000人，战船60～70艘从三山岛出发，夺取旅顺，打通登州、天津和朝鲜之间的海上通道。为拱卫旅顺，另派两路水军策应：一路从三山岛以东200里的黄鹿岛出发，以辽兵2000人，战船50艘，由经略标下练兵都司王学易以旅顺北游营游击职衔居之，从岛入守金州；另一路从距长山岛以西50里的广鹿出发，以辽兵2000人，战船50艘，由经略劄委练兵游击宋鹏举以复州参将职衔居之，从岛入守复州。这样，复州、旅顺、金州构成三角防御阵形，可确保辽东登陆场不失。[61]此外，再派经略标下参谋都司刘可绅以海州参将职衔居之，率领辽兵2000人，战船50艘，防守长山岛；派经略劄委加衔都司林茂春以盖州备御职衔居之，率领辽兵1000人，战船20艘，入守小松岛；派巡抚劄委守备程
以岫岩备御职衔居之，率领辽兵1000人，战船20艘，入守岫岩。[62]
为布置各岛兵力，毛文龙请求速发饷银30万两，并再挑选天津、登莱各处辽丁2万人，招募浙江精通火器者万余人。如果这一计划实现，则“奇正互用，首尾夹攻，岂特奴酋不敢窥山海，即河西不敢轻渡矣”[63]。
毛文龙的计划是：自旅顺部署，缘辽东半岛东南沿海岛屿，直至鹿岛以东，共1000余里，分兵设防；再于旅顺南联登、莱、鹿岛，东联皮岛，形成一道严密的防线，退可守，进可攻，造成对后金背部的包围和进攻态势。而在山海关以东一线，作正面进攻，对后金腹背夹击，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后金兵力不足，经受不住同时进行的两线作战，特别是后金不习水战，没有战船，明军则占有明显优势，以此可以变被动为主动。
朝廷讨论了毛文龙的计划，但兵部认为：“文龙灭奴则不足，牵制则有余。”对他的请兵请饷要求，只是给予象征性的解决。熹宗准发帑银5万两，[64]直到十月（1622年11月），才派登州通判王一宁率兵3000人，携银5万两渡海增援毛文龙。[65]又过了一个月，在孙承宗的主持下，批准毛文龙所推荐的各岛将官提升新职，令其“分布各岛，各守汛地”[66]。明朝在辽东沿海的防线初步告成。
毛文龙在皮岛设军镇以后，在天启三四年间（1623—1624年）频繁向后金出击，甚至深入到它的腹地，搅得努尔哈赤不得安宁。他以多至二三百人，少则几十人的小股部队，到处袭击，使后金防不胜防。尽管每次袭击都被击退或主动撤离，但都给予了后金不同程度的杀伤，并扰乱了它的作战部署。毛文龙的军事行动，发挥了牵制后金的作用，受到朝廷的重视。天启三年二月（1623年3月），赐毛文龙尚方宝剑；四年十月（1624年11月），加封左都督，成为明朝在海上的一员封疆大吏。
显然，毛文龙部署的这条新防线比熊廷弼的“三方布置策”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它是“三方布置策”中对登莱防御的延伸和发展。问题是，明廷原则上同意毛文龙的布置，却不分拨足够的兵力和饷银，使得该防线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战略作用。这就难怪后来毛文龙为了生存，在皮岛大做走私生意。兵部所谓的军事家们显然重山海关，而轻视沿海岛屿防线，只把海岛和海军看成是一种牵制手段，而没有将其提升到恢复全辽的战略高度来看待。这不能不反映出明朝军事统帅和决策者的短视，而努尔哈赤也正是看透了明朝的这一意图，才敢于置辽东沿海的明朝海军于不顾，倾国中精锐两次大举西进。毛文龙则因朝廷不重视他的复辽计划，进而发展到对朝廷的失望，也渐渐丧失了与后金战斗的决心和勇气，当起了太平王。当后金军队大举向辽西进攻时，毛文龙除了缺乏作战勇气外，也确实限于兵力不足而没有对后金军队展开有效的牵制行动。这些主客观因素加在一起，使得后来督师蓟辽的袁崇焕对毛文龙的作风十分不满，而毛文龙也看不起这位书生，结果最后双方矛盾激化，毛文龙招致杀身之祸。毛文龙死后，辽东沿海的防线很快就从内部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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