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社会观念：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对亚洲价值观的作用

尽管李光耀推翻了自己之前的观点，但关于“亚洲价值观”的辩论是真实存在的，并对亚洲社会现实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关于“亚洲价值观”的辩论结果和特殊的辩论过程不仅影响了亚洲地区民主化的进程的观念，还影响了世界贸易外交的参照标准和国际代理的运作——诸如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人道主义援助机构。对这一论点的阐述最具系统性的人是李光耀和马来西亚的前总理马哈蒂尔，他们的观点在整个亚太地区的外交言语和学术领域等方面比较相似，尽管有时也存在矛盾。

尽管“亚洲价值观”这一术语引发了关于“整个亚洲有一套本质不同的、特殊的价值观”观点的思考，但自从李光耀对其避而不谈之后，有关“亚洲价值观”的争论就很少被提及。有关“亚洲价值观”的争论，更确切地说是关于文化相对性的争论。不希望沿用“亚洲价值观”的支持者，主要观点是认为，不仅20世纪末期各种社会的、文化的国际准则都具有显然的西方特征（而非公认的准则），而且受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影响，目前并没有其他可以被认为合理的“亚洲的”准则。

对于以上这种矛盾观点的辩论，有一个经典但鲜为人知的能够解释这一现象的例子：越南政府在1933年用“越南价值观”甚至是“佛家思想价值观”来进行意识形态教育，5目的是与西方霸权主义抗衡。文化相对性成了亚洲文化主张的代名词，也正是“亚洲价值观”争论的核心。

一旦确立了“亚洲价值观”文化相对性的基本前提，它可被用来支持一个多变的甚至有时会自相矛盾的主张。支持者们强调人类的互相依存和社会属性。“亚洲价值观” 的文化源头大多为儒学。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儒学并不是孔子提倡的理论，而是从前2世纪发展起来的国家中央集权制度。本质上，儒学价值观探讨的是人类及人与人彼此之间的关系，它控制着人们在传统社会中的行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通常可以被比作父子关系：统治者（父亲）希望被统治者（儿子）对他的话言听计从，被统治者（儿子）要求统治者（父亲）做君子，治理国家（家庭）时以身作则、循循善诱，而不是一味地强加自己的意志。儒学的特征作者会在第九章做更深入的探讨，现在我们暂且把它高度概括成有人道主义世界观的伦理体系，该体系强调了为人处世之道、人性本善、遵从权威、忠实家族、社会和谐和子女教育。6

大多数东南亚价值观同样包含等级制度、家长式统治这样鲜明的特征，但没有对自由和理性的重视以及与欧洲启蒙运动或法国大革命相当的制度，更加没有“习惯或传统”对等级制度和家长式的理念产生过质疑。例如，在佛家思想国家泰国，国王享受着至高的崇敬，因为人们认为他积累够了前几世的修为而有了与生俱来的、绝对的品德力量；再比如，马来人的价值观也体现了受早期印度佛家思想的影响，同样长期笼罩在严格的等级制社会意识下，甚至直至今天马来人也会依据家族与苏丹的关系来衡量自己的社会地位；同样爪哇人结合印度佛家思想的理念，推崇由慈悲但享有一切权利的统治者来支配高度等级化的社会，支持统治者以和平的、制度规定的、和谐的方式带来繁荣国家。7

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来源于地方，来源于地方社会中人们赖以生存的等级制的一种网状的关系的社会观。这种社会观通常被拿来与“西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社会观进行平行对比。这个对比让“亚洲价值观”的提倡者提出共产主义的主张，并强调国家、团体（例如：经济团体）权利以及家族权利是优先于个人的。从这一视角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越南的“社会弊病大战”中反西方主义和反颓废主义之间共有的联系是非常典型的。越南人民和政府必须共同警惕团结起来对付“西方” 也就是“西方价值观”，也就是来自西方国家的“外国的污染”8。一个越南学者在1999年3月清楚地阐述了这一思想的基本理念：

依照惯例，越南人民总是视社会高于家庭和个人。只有在不违背家人、村民、国家时个人权利才会得到尊重。(www.xing528.com)

我们不能接受这样（西方）的个人价值观，它是违背社会价值观的。我们一直认为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对保持越南的传统价值观上所发挥的作用是不能被忽视的。9

印度尼西亚的阿里·阿拉塔斯号召美国纠正西方对亚洲的民权问题过度地采用西方的“个人主义处理方式”10，同时他坚持认为西方的个人主义做法缺少“平衡”11。这种温和的形式，既能获得亚洲人民的支持，也能减少西方社会的批判，因为这种方式同时引起了东西两种文化中的保守派的好感。基于这个前提，“亚洲价值观” 的支持者继续提倡家长式、中央集权式的国家，从越南，到相对起步较晚、后起发展的政体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可以看到这种“亚洲价值观”的形式。

“亚洲价值观”中的集体利益优先于个人需求的思想，主要基于国家对人民坚定的承诺与职责的集合体，这种思想带来了和平、安定和经济的发展。12同样这种“亚洲价值观”思想也可以和国家主权的专制体制相互关联起来。因此，1991年7月东南亚国家联盟主张“考虑到复杂多变的经济、社会文化的现实，应该保留在各国的能力职责范围内”，并强调“民权的国际化应用不应该侵犯国家主权”。13

西方“强国”主张的另一重要推论是把“自由民主”拆析成它的组成元素——“自由”和“民主”，如果自由建立在政体利益至上上，就可能形成“偏执的民主”，并且还可能被误认为是正当的。马哈蒂尔曾坚持主张，民主是“最好的政治体制，尽管我们不能采纳西方实行的自由民主”，我们需要警告社会，不正当的民主可能会恶化发展成“自由泛滥”，在“极端事件”中能形成“空壳的政府”（即没有任何支配权的政府）。他主张亚洲需要“坚实的政府，做出最有利于国家的决策”，因为这些因素“是经济成长的先决条件”。

下面我们将“亚洲文化价值观”的组成要素及其内涵进行详细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