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遗存举要
现将甘肃境内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摘要说明如下：
大岭上下层地点石器（1、5.大尖状器2、4.刮削器3.石核6.砍砸器）
1．泾川大岭上遗址
遗址位于泾川县城东南约8公里处的太平乡梅家洼背后村，北距泾河6公里，海拔1386米。1976年发现，后曾多次进行过探采工作。这是甘肃境内最早发现的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也是迄今我国北方地区旧石器早期遗址中地理位置最靠西的一处。石器出自中更新世灰褐黄色粉沙质黏土夹古土壤条带中。这种古生土壤层是在比较温暖和稍湿润的森林草原或灌丛草原的生物气候环境下形成的。夹古土壤的存在，是黄土堆积过程中气候转化为暖湿的标志，说明该地区的人类活动正处于自然条件较为适宜的时期。
石器地点有上下两处，之间的垂直距离约30米。上层地点共出石器11件，包括砍砸器3件、小尖状器3件、刮削器5件，时代较晚；下层地点共出石器23件，含砍砸器5件、大尖状器2件、刮削器3件，余者大都为粗制的石片、石块和石核，时代较早。原料多为石英岩，剥片均使用锤击法，都有转向打击产生的多面体石核。修理方法也多用锤击，两面加工的比例较高。早期石器中砍砸器数量多，器型也较大，有大尖状器，石器组合是粗大型的；晚期石器中砍砸器比例降低，已无大尖状器，而出现了小型尖状器，刮削器数量增多，器型较小而侧刃锋利，石器组合多为中小型，制作相对精细。早期的大尖状器制作很有特点，器形大，采用双向加工，两面修整，使之渐收分成尖状，工艺已较复杂。陕西蓝田人遗址所出大尖状器是蓝田人文化代表性器物之一，而泾川大岭上遗址所出大尖状器与之相近。这种器型在我国北方许多旧石器遗存如丁村文化、匼河文化、西侯度文化及三门峡市文化遗存点等，均有发现，应属同一文化谱系。
大岭上遗址上、下两个文化层的关系，很值得进一步探讨。两个文化层石器的形制和风格，既有相同点又多相异之处；既含北京人文化因素，又具蓝田人文化成分。初步判断，这应是一种时代相近文化的交融型地方文化。若以下层言，时代距今60万年左右。泾川正处关中与河套的中间地带，距离陕西蓝田、山西丁村、宁夏水洞沟等著名的旧石器文化遗址都不很远，这里可能是华北古人类流动迁徙、文化交流传播的通联区域，故其文化面貌显示出某种复合性。
2．镇原姜家湾、寺沟口文化遗存点
这是甘肃境内所发现的两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姜家湾属镇原县太平乡南塬村。遗存在姜家湾的东坡头，其地层剖面向上延伸，是一片与黄土塬相连的梁峁地带；向下距白垩系砂页岩的基底至少有30米，已被水库淤积物湮没。剖面下部是一层不太厚的微红色土状堆积物，与华北地区常见的红色土性质一致，而含化石与石器的灰白、灰绿色黏土层即在其下。1965年文物工作者在那里采得打制石器39件，包括杏仁状石核、龟背状刮削器、砍斫器和石球等，还有人工痕迹的鹿角1件及少量脊椎动物化石。
寺沟口位于蒲河和茹河交汇处的沟沟村，在姜家湾以南约10公里，东北至西锋镇约20公里，属镇原县太平乡柳家嘴村。文物工作者在这里采集到打制石器9件，及一些脊椎动物化石。石器中修制较好的，有白色石英岩尖状刮削器和盘状器。
姜家湾、寺沟口两地与石器伴出的脊椎动物化石，都属于同一层位，有披毛犀、似蒙古野马、真马（未定种）、扁角鹿（未定种）、鹿亚科（未定属种）、牛亚科（未定属种）等。从地层剖面情况及化石种属看，姜家湾与寺沟口文化遗存同山西襄汾丁村遗址的性质接近，应大体属同一时代，距今10万年～15万年。
姜家湾文化遗存点所出石器中，有几件被专家们定为雕刻器，很值得关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考古学界认为雕刻器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工具，是用来制作艺术品的。后来人们发现这类器物的出现，可以上延至旧石器时代中期，甚至早期，在世界范围内的一些时代较早的莫斯特文化遗址中，即有较多的存在。以我国的情况而言，如属旧石器中期的周口店第15地点、辽宁喀左鸽子洞遗址、山西阳泉许家窑遗址，属于旧石器早期的贵州黔西观音洞遗址、北京中国猿人遗址等，都出土过雕刻器，北京中国猿人遗址所出多达113件。姜家湾石器规格都较小，以刮削器和小尖状器居多，这种包括多件雕刻器在内的细小石器组合，和北京中国猿人文化存在很大的共性。在我国北方许多旧石器文化遗存中，都能找到这种石器风格。这表明我国北方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是平行发展的，文化类型比较一致，文化面貌隐示出和北京中国猿人文化存在源流关系，或至少能明显看出北京中国猿人文化的影响。此外，姜家湾文化遗存点和上述许多出土过雕刻器的遗址一样，并没有发现雕刻艺术品，认为雕刻器用以制作艺术品的旧说，是缺乏说服力的。雕刻器的实际用途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3．环县刘家岔遗址
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境内的人类遗址空前增多，文化遗存点遍及全国各地，文化内涵也比以前大为丰富。甘肃境内也是如此。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众多遗址中，刘家岔遗址是省内最重要的一处，所出石器数量最多，类型最全，学界的研究也最深入。
刘家岔地属环县虎洞乡龚家塬村，在环县城西南约35公里处，位于环江支流城西川的许北沟上游。甘肃省考古工作者于1977年发现，1978年进行了试掘。在离地表约20米处黄土底砾层上的杂色黏土中，发现了多达千余件石制品，其中属于第二步加工的有487件。伴出的脊椎动物化石十分丰富，经鉴定有披毛犀、河套大角鹿、普氏野马、普氏羚羊、原始牛、野驴、赤鹿，以及未定种的鸵鸟、鼢鼠、虎、大角鹿、扭角羊、猪等，计有14种。其中披毛犀、河套大角鹿、原始牛等，属已经灭绝的动物。
与我国华北地区晚更新世一些典型动物群相比较，刘家岔的化石名单同内蒙古萨拉乌苏动物群最为接近。两地距离也不过百余公里，其自然环境均以稀树草原或灌丛草原为主，二者化石时代应大致相当。由刘家岔动物群所反映的自然景观推测，当时陇东地区气候要比现在寒冷而潮湿。那时黄土堆积已经很厚，塬面已开始被冲沟切割，峁塬与坡地有广阔的草场，沟谷洼地中有较多水域，面积大些的则形成浅湖和沼泽，是各种食草动物活跃的地带。山崖的灌丛中，也常有虎和野猪的踪影。这里距沙漠不远，鸵鸟也会不时出现。动物化石中以披毛犀和河套大角鹿数量最多，可以说明当时生态环境的特点。
石器原料多为石英岩砾石，也有少量的燧石、硅质灰岩、脉石英等砾石。多数器物形体较小，器身较厚，加工颇精细。器类组合以尖状器和刮削器为主体，尤以刮削器所占比例较大，达85%。另外有雕刻器、砍砸器和石球等。尖状器数量仅次于刮削器，可分为鼻形、吻形、错向、歪头、薄身和小厚型等6种类型，大部分器形小巧，工艺细致，平均重量在10克左右。剥片以锤击法为主，也常用砸击法，第二步加工用石锤直接修整。仅发现几件有修理台面的标本，未见压制法等间接制作方式。
制器多使用厚石片，以单面加工为主，一般多由劈裂面向背面修整，只有部分器物是由背面向劈裂面修整的。遗址中虽未出土典型的细石器工具，但制作十分精细的拇指盖状刮削器和锥状石核，被认为有可能是后来泾渭流域流行的细石器萌芽。石器中含20多件石球，这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新出现的器型，反映了狩猎经济的发展和狩猎效率的提高。通过对石器形状、制作方法以及类型组合等因素的观察分析，刘家岔遗址和山西许家窑遗址在文化系统上存在密切关系。(3)但在时代上，刘家岔遗址要比许家窑遗址更晚一些，距今3万年～5万年。
刘家岔遗址出土了一件鹿角器，值得注意。该器鹿角主支保留较长部分，作为手持之柄；眉支短，呈鸟喙状。故被称为“鹿角鹤嘴锄”。主支手持部位特别光滑，表明曾被长期使用过。这种类型的角器，在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出现较多(4)，一般把它视作一种原始农具。刘家岔遗址属旧石器时代晚期，狩猎业和采集业是社会经济形态的主体，原始农业尚未产生。所以，此时的鹿角器还不可能是农业生产工具，它只能用于采集业，即用以挖掘植物的块茎和根实。这类角器当然要比最原始的采掘工具——削尖的木棒要优越得多，从而采掘效率也会高得多。这也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当时的采集业仍在人们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
环县刘家岔遗址所出鹿角器
4．环县楼房子遗址(www.xing528.com)
楼房子位于环县东南部曲子镇以西环江支流合道川的北岸，北距环县城约25公里，遗址地点在注入合道川的柏林沟二级阶地西部边缘上。1962年由甘肃省博物馆考古工作者发现，次年由西北大学地质系组织了发掘。阶地堆积物，主要由厚度不大的晚更新世黄土、黄土状沉积物，及其以下的河湖相沉积物组成。出土打制石器及有人工打击痕迹的石块近150件，骨器4件。
遗址内采集到保存很好的哺乳动物化石近2000件，分属17个属种，有最后鬣狗、虎、披毛犀、野马、野驴、马（未定种）、猪（未定种）、加拿大马鹿、北京斑鹿、河套大角鹿、鹿（未定种）、普氏羚羊、恰克图转角羚羊、盘羊、原始牛、牛亚科、犬（未定属种）等，都是我国北方许多晚更新世化石点以及萨拉乌苏动物群中常见的类型。化石层的植物孢粉分析结果，草本及小灌木花粉占73%～90%，乔木植物花粉占4.3%～18%。这表明晚更新世萨拉乌苏时期，陇东地区植物以草本为主，除了草原和灌丛外也有乔木生长，气候的寒冷干燥程度并不十分严重。
石器原料，主要是浅灰色和灰黑色的燧石、灰黑色和浅紫红色的石英岩状砂岩、灰色石英岩等。器类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球形器以及石核、石片等。除少量石核和球形器稍大些外，规格一般都较小。总体上看加工较粗糙，成形程度较差。4件骨器均用碎骨加工修制，较好的两件一端都有铲形扁头，锐端系由骨表面向髓腔内侧打击成形。这类骨器可能用于挖掘或刮削。类似的骨制品，在时代早于楼房子遗址的山西许家窑遗址中也多有发现。楼房子遗址还出土有动物的烧骨，在石器及化石层的堆积物中存在炭渣和灰烬，表明其居民已经用火，并学会了熟食。
楼房子遗址的文化内涵，与宁夏水洞沟遗址及山西许家窑遗址应属同一类型，时代要比许家窑遗址晚，但可能比水洞沟遗址和刘家岔遗址早一些。
5．东乡王家遗址
王家村位于东乡族自治县锁南镇以南约1.5公里处，1986年由甘肃省博物馆考古工作者发现。遗址剖面可分为三层，在中层淡灰色粉砂质黏土被压实的底部，发现有打制石器、烧骨、烧土及炭屑等物。经考察，确认该地层为古人类活动的遗址面，这种层位中的出土物具有更高的研究价值。土样经碳—14年代测定，距今为14490±150年，属旧石器时代末期，略晚于山顶洞人遗址。
在已获得的石制材料中，有许多是打制不成功的碎片，形制较明显的有5件石片和2件刮削器。石片均系用锤击法打制的，长宽大致相当，器身小而薄，3件为角页岩制成，2件为白色石英岩制成。刮削器制作相当细致，一件为半月形，另一件定名为“小拇指状刮削器”，由近五边形的白色石英岩制成，长18.5毫米，宽17.7毫米，厚5.9毫米，重约2克，刃缘规整，修治精细，与山西峙峪遗址和环县刘家岔遗址所出的拇指盖状刮削器相似，而加工质量更高。
王家遗址未经正式发掘，故没有古生物化石资料用以辅助深入研究，但从石器制作技术及用火情况等因素可以看出，该地居民的生产和生活较前已有显著进步。王家遗址的地理位置还提醒我们，对甘肃中部地区旧石器文化遗存，应给予更多的关注。王家遗址发现以前，在庄浪县南湖镇双堡子和朱店镇长尾沟，即已有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存发现，在兰州市榆中县垲坪乡徒安村，也曾采集到多件打制石器。这些情况表明，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活动在甘肃中部地区已经有相当广泛的分布。
6．肃北霍勒扎德盖文化遗存点
霍勒扎德盖属肃北蒙古族自治县明水乡，南距明水乡政府所在地约60公里，西距甘、新交界线约10公里，位处甘肃省的最西北部，是马鬃山北麓通向新疆、内蒙古，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交通要道。文化遗存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89年发现。
石器出自地表下约1米深的灰黄、灰白色中细砂层内，目前采集到的只有2件石片和1件石叶。石叶质地为白色火石，略呈长方形，长47.4毫米，宽25.1毫米，厚6.7毫米，重9.4克，形制规整，断面呈梯形，很有特色，和灵武水洞沟遗址发现的一些长石片形态相似。由于石叶发现前即已断为两截，一截脱落在原位置其下的不远处，另一截嵌存于原地层中，从而明确指示了这批器物的原生层位，为判断其时代提供了依据。两件石片系用石锤直接打制而成，台面都经过细致加工，一件质地为白色火石，一件为黑色角页岩。综合考察地层堆积状态和石器特征，研究者初步判断应属旧石器时代末期的遗物。
霍勒扎德盖遗存点的文化内涵，目前还比较贫乏，石器类型和数量都不足以支持更深入的探讨，但其性质却无可置疑，意义更不容低估。因为该文化遗存点位处甘肃省最西北端，它的发现，使我们可以宣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不仅在甘肃的东部和中部，在甘肃西部地区也存在人类的活动。
7．泾川牛角沟、合志沟文化遗存点
牛角沟属泾川县泾明乡白家塬村，位于县城以东约35公里处的泾河北岸，文化遗存点在东沟和牛角沟两条冲沟会合的三角地带。合志沟是泾川城泾河南岸的一条冲沟，文化遗存点处于冲沟的上段，北距县城约5公里。牛角沟化石与石器出土点的地层剖面，为马兰黄土下的灰褐色砂质黏土，其下为含古土壤的红色土。合志沟与牛角沟地层大致属同一类型，时代均属晚更新世。出土哺乳类动物化石有马（未定种）、鹿（未定种）、披毛犀、牛科、中华鼢鼠等，种类同刘家岔遗址相似，动物群性质与萨拉乌苏动物群尤其接近，绝对年代距今约5万年左右。
牛角沟、合志沟共出打制石器和石制品88件，其中石器37件，石片39件，石核12件。原料以石英岩为主，其次是脉石英，均采自当地河流的砾石层。石核采用石锤直接打击技术，从多个台面打击而成；在39件石片中，锤击石片有25件，两极石片14件。虽未发现明显的修理台面工序，但石片中已有窄长而薄的标本，取片技术已具较高水平。石器分砍斫器、刮削器、尖状器和石球等类型，均用石锤直接打击技术加工制作。其中刮削器数量最多，凸刃、凹刃和直刃都有，是用形状不规则的石片修治而成，技术较粗糙，有些刃缘较厚。尖状器数量不多，也是以形状不规则石片为母型进行再加工，工艺相对细致些。石球只有1件，发现于合志沟，是用锤击法制成的石英岩砾石多面体，器身满布石锤打击的片疤，重968克，和陕西蓝田、山西丁村及匼河等遗址所出近似。
最令人振奋的是在牛角沟发现了古人类化石，这是甘肃境内人类化石的首次面世。化石标本为一人类头盖骨，发现于1976年。出土于灰褐色砂质黏土层中，有打制石器与动物化石伴出，其生存年代大约在更新世晚期，化石虽已裂为多块，但各部位成分基本完整。标本呈淡褐色，有一定程度的石化。依其形状特征及各种测量数据判断，这是一个20岁左右的女性个体，在人类进化序列系统上属于晚期智人。由于泾川县归平凉市管辖，故被称作“平凉人”。(5)
在早期智人阶段，已有明显的地域性体质形态分化；到晚期智人阶段，人种分化已趋形成。平凉人显示出的体质形态，与蒙古人种相符，已接近现代人，属于形成中的蒙古人种。估算其时代，距今3万年～4万年。晚期智人化石在我国北方有多处发现，最著名的如北京山顶洞人、内蒙古河套人，在东北地区的发现地点尤其多。它们的人种特征都和北京中国猿人存在同源关系。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我国北方的人类分布范围，已由以华北为中心向西部和东北部扩展。平凉人的发现，填补了甘肃地区旧石器文化考古的空白环节，更有力地证明了陇原大地是早期人类活动的重要舞台，并把甘肃旧石器时代文化完全纳入我国北方旧石器时代考古文化系统之内，极大地开阔了甘肃史前文化研究的视野。
8．武山鸳鸯镇等文化遗存点
鸳鸯镇在武山县城西北约15公里处，文化遗存点位于镇西南大林山下的一条大沟中。1984年地质工作者在晚更新世的杂色黏土地层内，发现一件人类头盖骨化石，包括基本完整的额骨、顶骨及一小部分颞骨，属一男性青年个体，学界把它称为“武山人”。依据测得的几组数据，经对比研究，知其体质形态与广西柳江人、广东马坝人较为接近，而和北京山顶洞人较为疏远。碳—14年代测定绝对年代为距今38400±500年，相当于晚更新世中期。也就是说，武山人比山顶洞人要早约两万年，它是目前甘肃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古人类遗骸，代表着比山顶洞人原始的早期蒙古人种类型。
21世纪初，在同一地点又发现了一件人类头骨化石和一件肋骨化石，初步鉴定为一中年女性。与之伴出的有石球、尖状器等旧石器，材料目前尚未发表。此外，在庄浪县朱店镇长尾沟文化遗存点，出土过一件6岁～7岁儿童的额骨，测定时代距今27100±600年，属晚期智人，比“武山人”要进步，伴出有以刮削器为主的石器。以上这些古人类化石的发现，与前述泾川牛角沟“平凉人”化石的发现相呼应，表明至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甘肃境内的古人类已不是个别地点的偶然存在，他们的活动踪迹越来越广泛地出现在自然环境较为优越的那些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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