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通史：先秦时期史官制度建立及其积极意义

二、建立史官制度

1．史官制度的意义

在开展对戎斗争、不断开拓国域的同时，秦国在政权建设方面，也采取了一些重要举措，其中包括史官制度的建立。《秦本纪》称，文公十三年（前753年），“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之”。史官文化是华夏文明的一大特色，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为统治集团所倡导，为社会各界所关注。史官文化由巫祝文化脱胎而出，其原生形态鲜明地保留着神秘主义宗旨，即沟通天意与人事，知天命，正人治。诚如刘师培先生所言：“三代之时，称天而治。天事人事，相为表里。天人之学，史实司之。”⁽⁵⁾晚至汉代，天文历象、巫祝卜占，仍集于史官一身。前文强调过，崇奉神秘主义是秦文化的重要传统，巫祝在秦国社会政治生活中一直占据突出地位。史官的设置，是巫祝文化发展的结果，是国家机器规模化、细密化的产物，也是文明进程中的一大进步。从巫祝理念中抽象出来的“天人感应”学说，此时只为统治集团施政提供参考原则，而不再直接主导政治决策。史官文化的思考重心已转向人事，转向对往昔群体经历的研究和总结，从而逐渐淡化了对天象、天意的探求。

对于一个诸侯国来说，史官制度的建立，不仅标志着政权体制运行的正常和平稳，标志着执政阶层对族统、君统及文化传统重要性的认识高度，也显示出该国政治、文化的发展趋向，显示出该国社会意识形态与华夏文明主流的融合。从社会作用的角度说，史官制度有助于统治者历史责任感的形成，有助于国家政策的规范化和义理化。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史官职业从一开始就具崇尚善恶必书的“直笔”精神，这在某种程度上对国君的品行和作为是一种监督、制约。此外，由于史官经常处在国君身边，很自然地承担了随时接受国君咨询、经常为国君出谋画策的任务。此时史官往往立足于历史经验与时势发展的大局表态，其意见一般是较为明智且具有积极意义的。以上种种都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所以，史官制度存在与否，决不单纯是文化领域的事情，它关系到贵族政治思想的成熟，关系到政权内部机制的完善，并进而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司马迁也是全方位看待这个问题的，在“初有史以纪事”一语后，紧接一句“民多化之”。这就是说，秦国建立史官制度后，国民素质获得了整体性提高，国家对社会、对民众的管理，收到了显著成效。(www.xing528.com)

2．《秦记》的价值

秦文公设置史官，秦国历史由此开始了正规的纪年叙事，时间要比被认为文化最先进的鲁国国史《春秋》纪事，早了30多年。当然，不能因此就说秦国文化发展水平高于鲁国，但至少显示了秦文公的远见卓识。他较早地认识到史官制度对于强化政权的积极意义，认识到以文字形式保存往昔记忆的必要性。

秦国第一位史官是史敦，由他开始书写的国史被称作《秦记》。据司马迁称，《秦记》是秦王朝焚书运动中惟一被保留下来的历史著作：“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司马迁痛惜诸史之不存，也庆幸还有一部《秦记》存在，虽“其文略不具”，但毕竟是一部可靠的原始资料。他写《史记》就很受益于这部《秦记》，其《六国年表》全赖《秦记》而成：“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诸所闻兴坏之端。”⁽⁶⁾至于《史记》中的秦史部分，更因有《秦记》的素材而特别丰实，此亦史学界所公认。明代归有光评论说：“《史记》五帝、三代本纪零碎。秦纪便好，盖秦原有史，故文字佳。”⁽⁷⁾《史纪·秦始皇本纪》后附秦历代国君的生卒年、在位年、居地、葬地以及重大史事，也被古今学者视为“皆当据《秦记》为说”。《秦记》虽未传世，但其在我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