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教材观：重塑教学方式与课程管理策略

根据新课程改革的目标、任务和要求进行教材改革，是当前课程改革的重要课题。我国现有的学校教材体系面临着各种问题和挑战，如何使教材更加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如何使教材更加有利于学生良好个性的发展？这首先需要教材编写人员和广大教师建立新的教材观。

（一）教师的“教材观”影响教学

课程实施的核心是主体参与。近年的课程改革使我国的中学教材正悄然发生着深刻变化：教材的多样化使教材作为教学中唯一的“法定文化”地位渐趋动摇，教材的功能定位也逐渐由“控制”和“规范”教学转向“为教学服务”。然而，“教材误用”现象在教学中却随处可见：教科书被当成“记忆的小册子”和“课堂上唯一的教学工具”，甚至沦落为“教师让学生服从和强求一律的手段”。教师仍以旧的观念和方式驾驭着新的教材。这使人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教师教材观的转变问题。

也许我们早该注意到教师的教材观对教师教学的重要影响。作为对教材的价值、作用、评价标准和处置方式的基本看法，教材观从根本上影响着教师的教学方式。一个对教材抱神秘主义态度的教师，不仅不敢增删教材内容，甚至依赖教材上的教学方法；一个持开放式教材观的教师则往往以怀疑的精神对待教材，对“教什么”和“如何教”都试图找到自己的独到见解。不同的“教材观”将引导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构建完全不同的教学生活，包括学生的学习生活。中国教师传统上所持的教材观使孩子们宛如被针钉住的蝴蝶，牢牢地被束缚在教材上，无奈地拍打着贫瘠的、获得了些许知识的翅膀。

（二）“材料式”的教材观

1.树立“材料式”的教材观的必要性

传统教材观是一种将教材神圣化，强调教师对其绝对服从的教材观。它认为教材的价值在于“规范”教学，教师必须持有一颗“尊敬”之心，不主张教师作为教学资源的设计者和组织者，积极主动地去选择和增添教学资源。这种教材观是教育的“社会控制职能”和制度化教育强化的结果，也是文化发展缓慢及教育发展水平有限的反映。它割断了课程与丰富的社会现实之间的联系，限制了学校的课堂生活空间和学生的学习活动空间，限制了教师的创造性及其教学的个性化，容易导致学生对教材乃至所有书本的盲目崇拜，扼杀其自主精神和创新能力，同时也使教师无法在教学中找到其生命的价值和职业的乐趣。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提倡一种“材料式”的教材观。

将教材仅仅当成教学的一种材料和工具的观点并非始于今日。从理论上看，杜威最早抨击“教材中心”式的教学，祛除教材在教学中的绝对权威，以使教学免于教材的支配。到20世纪70年代，课程开发中，以斯坦浩斯为代表的“过程模式”更明确反对教师与教材的分离。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后现代课程理论深入分析了“泰勒模式”以技术理性指导课程设计的局限性，以及传统教材以控制为旨趣的基本性格，认为课程是生成性的，具有某种不确定性。上述思想都将教材视为师生间进行建设性对话的“文本”和“材料”，促进了“材料式”教材观的形成。^[5](www.xing528.com)

2.推进“材料式”教材观的确立

转变教材观不只是选择一个立场不同的“教材观”需有相应的现实基础。近些年国内的课程管理体制改革、教材的多样化以及教师素质的提升已为教师教材观的转变提供了一定的政策环境和现实基础。当然，由于传统教学惯性的作用和社会发展的限制，教材观的转变在我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就要求我们审慎地采取恰当策略，以推进教师教材观的转变。

第一，将促进学生发展作为教学的最终目标，这是变革教师教材观的起点。

第二，“将课程还给教师”，从体制上保证教师的专业自主权，为教师参与课程教材研制提供可能，这是转变教师教材观的根本保证。也许中国教师的教材素养还不是太高，如果课程的权力不继续下放，教师仍处于“被防”和“被控”的既有教材传递者的地位，教师课程素养的提升势必从根本上失去可能。由此看来，进一步推进三级课程管理政策对教材观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要下大力气弱化教材的“法定文化”色彩，强化教材的“民间性”及其服务职能，从教材设计上促进教材观的转变。为此，教材设计必须体现丰富性和弹性化，为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自主创造留下必要的空间。

第四，从整体上拒绝传统教材观在中国还缺乏现实基础。故在教材观的要求上，应区别对待不同素质的教师：对一个连既有教材的把握都有困难者，可能恰恰要强调教材的权威；而对那些已有足够能力参与教材研制和课程决策的教师，则要从根本上消除传统教材观的束缚。同时要研究不同地区的条件差异，在我国大多数欠发达地区，“材料式”教材观念还要相当长时期才能成为教师的普遍选择。教材观的转变不可急于求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