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现代社会的价值悖论：观察与解读

把近现代的人类文明称为解放的时代似不为过。随工业革命而来的是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人类的观念世界也随之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于理性精神的充分发育，人类意识到世界是由人自身所创造——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让世界变成自己所需要的模样。如果说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让自然世界变成了人类控制和消费的对象，那么由此所连带出的人的主体性观念也开始将人类社会本身作为控制和消费的对象。

解放了的现代人将古典传统中的一切神圣形象打翻在地，不相信任何非理性的存在。一切存在都要在理性的法庭前为自身辩护。但吊诡的是，人却逐渐开始充当起新的神圣形象——人在创造世界的同时又只能用人自身去检验创造的质量，又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人类的理性陷入了悖论。现代价值问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浮现出来的。一方面，现代性向人自身承诺了对任何美好价值进行追求的权利，而且价值美好与否的标准又只能掌握在价值追求者手中。这就造成了价值选项的无穷递增，判断的标准也莫衷一是；另一方面，价值选项一经产生就具有了神圣性，即任何价值都成为这世上的唯一，价值之间没有可比性和相关性，任何价值都值得尊重，没有哪个价值能够在解放了的时代而高居其他价值之上。这两方面的特点引发了严重的思想困境：如果任何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去追求任意价值，那么社会生活的共识就将不复存在，共同生活的思想基础就随之烟消云散。但人能否离群索居？如果任何价值都只能孤芳自赏，那么所有的价值都将自我贬值。因为任何价值的唯一性都只能将所有价值并列开来，无限多样且互不相干的价值之间所能体现的也就只能是价值的贬值。

任一价值在其出世的那一刻就立刻遇到被消解的危机。这一点在今天的社会工作专业中体现得再明显不过了。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工作伦理守则都为从业者预设了无限多样的美好价值，且这些价值都在等待社会工作从业者在实务活动中去积极实现。自由、平等和民主等常见价值自不必说，案主自决、保密、真诚和奉献等社会工作专业价值也百花齐放。通常认为社会工作的伦理困境是实务中社会工作者在多个价值之间难以取舍，殊不知这并非社会工作者的能力问题，也不是助人情境如何复杂的问题，而首先是一个思维困境。因为说到底，现代性条件下价值的泛滥与贬值的根源是人自身。人的解放是价值解放的根源，人的思维困境成为价值困境的根源——从来造成困难的都是思维，这就为我们解决价值问题的困境的提供了方向。

人们对价值一词的定义可谓莫衷一是。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价值涉及物的有用性问题。但物的世界是否存在价值，有赖于制造和使用物的主体，即人类。换言之，价值一词所关涉的绝不仅仅是物本身的有用性，而是凸显了一种人与物的关系问题。任何价值只能是在以人的主体性为逻辑先在的意义上得以实现。因此，理解价值问题首先需要厘清主体性问题。

主体性观念是人类近代以来的思维产物。随着工业革命极其成果的扩展，特别是在近代自然科学的持续推动下，人类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这个工业化世界的最主要标志在于人作为世界主宰的地位被逐步确立起来，自然世界不再是人的消极边界，而变成了被人不断征服的对象。相应的，在人类的观念中也逐步确立起以人为核心意涵的理性原则。人之主体性地位的确立意味着，任何价值只能是对人而言才能成立。因此在价值的内涵中内在包括有人的维度。质言之，价值只能是人的价值。(www.xing528.com)

但人的价值是否具有永恒性却是棘手的问题。按照人的形而上学本性，人们都想获得关于世界的真理性认识。能称之为真理的事物就不能变易而只能是永恒的。人们希望用真理来检验生活世界的意义，从而获得对自身生命意义的理解。但悖谬的是，近代以来的世界却是不断变易的世界，人类用自己的双手不断创造着世间万物。面对一个变动不居的世界，能否获得关于世界及其价值的终极理解就变得异常困难。这就涉及主体性原则的边界问题。

传统的瓦解给现代社会带来很多困扰。其中突出的一种，就是人们常说的意义流失。不少论者曾指出意义流失与实践传统衰落之间的密切联系。昆德拉在《身份》里说，在过去的时代里，“生命的意义那时不是个问题，这种意义自然而然地跟人们在一起，在他们的作坊里，在他们的田野里。每一个职业都创造出了它的思维方式，它的存在方式。一个医生跟农民想的不一样，一个军人跟一个老师的举止不一样。”为什么处在实践传统之中，“生命的意义就不是个问题”呢？粗说，因为意义不是想出来的，不是论证出来的，而是被感受到的，通过生存和劳作的直接性感受到。在实践活动中，人的整个生存，包括他的德性，跟他的劳作结合在以一起，并通过他的劳作跟一个兴趣-劳作共同体结合在一起。而当传统瓦解，行业转变为职业，职业要求于个人的，不是他的整个的人，而是他在特定岗位上的效用。个人不再作为整体的人通过他所属的实践传统与社会相关联，他的性情、德性跟他的“效用”隔离开来，“生活的意义”渐渐成为一件主观的事情，而一旦意义成了主观的事情，就等于没有意义了。传统的瓦解固然有可叹之处，但反观近代发展的历史，不难看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工商业的发展，平民的兴起，这些导致传统衰败的事项，每一项都自有其情理。而且，传统的瓦解以及相伴而生的个人原子化过程，如伊格尔顿所言，“所有这些同时也是一次巨大的解放。”解放是连同意义的不确定性一起到来的，职业化是连同祛魅一起到来的（陈嘉映，2015：132-133）。个人拥有自决的价值选择，这个神圣的权利很快就会变成不堪重负的精神负担，个人自己会陷入各种伦理悖论。如果一直生活有着足够丰富的意义，生活所需之诸种善就难免在某些情况下形成无法调和的冲突，这是伦理两难的根源。在现代的伦理语境里，两难选择不仅痛苦而且茫然，甚至连善在概念都不再有共识（赵汀阳，2017：71）。

更为棘手的是，主体性一旦确立，马上需要破解主体间关系问题。有学者指出，近代以来的人类文明可以用“解放”一词高度概括。但从神圣形象中解放出来的并不是单一主体，而是任一主体。即现代人的主体性绝不是某一主体，而只能是在关系中形成的主体间性。因此，价值也自然只能在主体间的条件下形成。主体间能否形成相对一致的价值认同实际上就是如何有效处理主体之间关系的问题。特别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流动性空前加强，任何主体都要时刻面对其他主体的在场。这种在场又不仅是被动的，而是另一主体积极有为的实践活动。因此，主体间的问题又转化为实践活动的交互关系。任何实践活动都是主体有目的的活动，都是充满意义和动机的活动。换言之，实践活动同时就是价值活动。因此不同主体的实践活动体现了价值的多元性极其张力。

也正因为不同主体关于价值的理解充满差异，所以伦理困境的本质不是价值冲突，而是主体冲突。不同的主体都在努力创造者属于自己的未来生活，所以伦理的分叉首先是因为存在着时间的分叉（赵汀阳，2017：73）。这里的时间是就生活的未来可能性而言的，因为虽然生活出自人之手，但生活的可能性仍然是未知的。因此，选择未来，或者说，对多种可能性的取舍，就成为存在论的根本问题。在别无选择的自然状态下，自私即自然，一切道德概念都无所指。在共同生活的存在状态里，每个人的选择都直接或间接地干涉到他人的未来，于是，时间的分叉变成了道德的分叉（赵汀阳，2017：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