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的深度解析

扩展社会工作的伦理界限，也要求把对社会工作伦理的理解框架从职业伦理扩展到与更广泛的公共社会的关联，即与公民道德进行关联。

社会学家涂尔干在对大革命后的法国进行分析时，用“失范”一词对当时的法国人的社会行动进行了高度概括。“失范”的含义不是由字面意思所确立的，它是对当时法国人生存状态的一种理论表征。当着人们在解放的征程上不断高歌猛进时，解放就会破坏掉一切思想和行动的标准和尺度，从而最终连解放自身都会陷入极度怀疑之中。解放了的现代人会尊崇内心的自主选择，但这种选择也因为仅仅是个体的而陷入抽象之中，因为只要这种自主的选择开始付诸实现，就会遇到他者这个无法回避的绝对存在而对自身构成挑战。现代人的心灵如何能够找到恰当的安放之所，意味着能否建构起与他人的心灵能够共享的世界图景。涂尔干指出，整个社会所处的失范状态，其原因恰恰在于社会政治的运行革除了一切传统因素的作用，一方面，每个人不再受到传统的家庭、共同体和职业群体的保护，因社会疏离而产生极端自我主义的原子性个体，沉浸在抽象意识的妄想中不能自拔，另一方面，政治体也因缺乏社会中间团体的保护带，而沦入不断革命的怪圈之中。因此，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一种切实的中介环节，是孤独的个体重新获得群体的依恋感和道德上的自足，同时让现代民主政治落实在一种既能够有效地组织经济生活，也能够充分地代表公共政治诉求，便成为重建社会的基本路径。而这其中，作为职业群体的法团，即承担起了这样的使命。法团是一种通过构成集体情感而塑造社会道德基础的器官……事实上，“我们的社会疾病与政治疾病同出一源”，即“缺少能够将个人与国家连接起来的次级组织”。

这种分析突出了两方面的内涵：一是要为现代个体重建与公共社会的关联通道，这样的目的是为伦理道德寻找到切实地实施路径；二是把职业群体作为重建这一通道的重要载体，因为现代社会是工业化基础上的高度分工社会。“任何人要想生存，就必须成为国家的公民。不过，显而易见的是，有一类规范却是多样化的；它们共同构成了职业伦理”（涂尔干，2015：5）。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不同，它既不同于家庭的逻辑，亦不同于国家的逻辑，而必须有群体组织的保护，它必须诉诸一种集体的权威，而这种权威也不可归为个人的特殊意志，只能来自功能性的职业规范的要求，以及共同生活的集体情感和价值基础。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共同构成了每个历史时代的公共的规范生活。而且，如果从个体上升为群体，从群体上升为国家，如何将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进阶式的有效结合起来，便是这个时代的社会科学的最大任务。只有当人们之间物的分配相应于每个人的社会应得时，这种分配才会是公平的分配；只有当每个人的财产对应于他所提供的社会服务时，他才真正明确了自身的权利和义务。换言之，只有这样，个人才会超越自身的个别意志而成为社会的存在，同时他也获得了更多的同情、更多的善意，因为他通过成为以社会分配来确认自身的主体，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道德体。由是，以社会的总体作为最终的根据，公平原则超出了契约权的范围，而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权的基础。(www.xing528.com)

在人们的总体生活中，个体、家庭、职业组织和国家等是一种相互连带和构成的基本结构。显然，职业组织在这种总体生活中具有中介性的位置。社会工作专业机构就是这样一种职业组织。对社会工作组织内部的伦理规范的理解要放入到更大范围的总体社会中才能得到真切的实现。社会工作伦理规范要想持续有效地发挥作用，就必须不仅是一种外在的强制，而需要成为社会工作者建构自身参与社会行动的根据和标准。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所谓“做事”与“做人”的关系。两者绝不仅是一种时间意义上的先后顺序问题，而是有着内在的逻辑必然性。“做人”的标准不能是个体性，而必须和更广泛的社会性因素进行关联，而这种关联是否成功，也决定了“做事”的成败与否。社会工作的伦理规范只有在具备了超越专业性的社会属性时，才能使从业者真正感受到职业伦理是与自身的生活息息相关，才会与更一般意义上的公民道德建构起有效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民道德也绝非是一种简单的外在规范和倡议，其必须以职业团体为载体，从而落实到每个公民具体的职业实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