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气”进行探究，这是宋应星给一个无序的世界开出的救疗方案，也是他钻研各类知识领域的理由。但是，像他这样一位既无影响又无职位的小学者却要让世界变得有序，他该如何给自己的努力找到正当理由呢？宋应星曾经提到，某个时代的伟大思想家——他指的到底是哪个时代的什么人，我们无法确知——认为，混乱时节会造就大量思想家形成有条理的思想，而在最为秩序井然之时，思想和理念就会处于无序状态。[38]饶有趣味的是，在宋应星看来，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学者思想上的丰富繁荣，正是衰败的最终证明。现代历史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曾经将《天工开物》当作理念繁荣的一个标记，对此宋应星肯定会表示赞同的。不过，他同时肯定会强烈地反对卜正民将1550—1642年看作一段繁荣时代。[39]
宋应星使用混乱、秩序、思想三者间的关联，扩展了一种历史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不断地扩展这种理念的边界，直到这样的信念形成——每当社会陷入衰颓之时，伟大的圣人将会周期性地出现，帮助这个世界重归秩序。正因为如此，他们坐等圣人的到来，而不是自己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40]大多数晚明的思想家们会与宋应星站在一起，对这个时代的宿命论表示怀疑，他们也会同意“生成命运的因素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41]。但是，这些学者们设定了一个先验的道德建构，这却是宋应星要予以否定的。对宋应星来说，秩序内在地存在于任何自然活动与人的活动当中，因此知识和行动是重合的。在宋应星看来，对合一性的知晓，能引生出道德性；然而，道德性却不能促使人去求知。宋应星的逻辑，让人变成了裁决者，人独自通过“知识”来掌控自己的命运和世界。因此，他推定“治乱，天运所为，然必从人事召致”，人世间或治或乱的状态，最终是由人的行事来导致的，即取决于人到底认可并顺应宇宙的规制，还是无视并逆宇宙规制而行事。[42]
宋应星直言不讳地嘲弄那些等待圣人降临而自身不采取必要行动的学者同人们。儒家认为天象与人事相呼应，日食最为重要。将日食视为一种威胁，这些官员警告皇帝不要自私。如果我也接受这种呼应的说法的话，那么我只能说：如果每当皇帝变弱、官员太强时就会出现日食这种说法当真如此，为什么现在没有月食呢？[43]宋应星在这里抨击学者同人们所信奉的教条：认为能在“天道”中读出来道德，在根本不了解其运行规则的情况下，将道德与人事联结在一起。17世纪的宫廷学者们坚持认为，无论在人的世界还是“天”的世界，只要在一方中出现无序，必然也会给另外一方带来无序。这一思想植根于这样的理念：道德和伦理、自然、天以及人的社会构成一个整体。皇帝即天之子，从“天”那里获得了授权，遵循天道来践行礼仪。中国的早期思想给这种天人关系以一种说得过去的、实用性的基础，将地分成不同区域，来与天的不同区域分别对应。战国时期的天文学家们将自己观察到的天象与发生在不同国家的政治事件联在一起。天行总是处于有序状态，可是人的世界却陷入混乱，这样的混乱意味着，人错误地阐释了“天道”或者没能去彻底研究它。因而，天人之间的关联立足于求知模式以及人去完成自己的任务：并非因为有奇异天象如日月食发生，道德就会陷入崩毁。“天”能明示道德已经崩毁，不过，道德的崩毁与“天”并不相干。因此，即便在没有发生日月食的时候，人的世界也仍然有可能处于无序之中。这也意味着，日月食现象本身并非恶兆，而人们对日月食以及彗星的出现根本无视，这才是危险的。[44]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占星学家和天文学家都致力于这片思想沃土，要在其上找到“天”与人之间关联的连续性和一体性。(www.xing528.com)
在《谈天》一文中，宋应星痛斥国家官员虚伪地将“天”置于高位，不顾及任何常识。那些官员、那些有理性的官员，怎么可能做如此非理性的论断，断言“天不可至”，却同时保留一个由官员太史、星官、造历者等组成的庞大的国家机构呢？这些人的主要任务便是与天沟通、去阐释它的星相构成。[45]对理念体系与行为、知识与行动之间显而易见的矛盾进行批判，是宋应星著作中重复出现的主题。宋应星将这一有意的恶行记在他的学者同人身上。在他看来，作为一位有知识的学者，去揭示存在于“气”中的天人互联性的真相，这是他义在难辞的责任。在接下来的段落中，我就沿着他的思想痕迹来阐述宋应星如何在《谈天》一文中，撕开那块遍布道德斑痕的遮羞布——那是他的学者同人们用来装扮“天”的。宋应星抛开任何哲学上的牵挂，认为在天象中没有任何精神性因素存在其中：“天”是对“气”中的普遍理性的展示。为了证实他的主张，宋应星在《谈天》一文中巧妙地将物理学意义上的天空与对终极的宇宙论规则的展示组合在一起来揭示：“天”是“气”的一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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