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活动的自由主义文人经常前往北京鼎鼎有名的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游览或聚会。中央公园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兼北京市政督办朱桂莘（朱启钤）于1914年发起捐款创办，其布置和建筑都“保持了中国园林的格局，保持了民族形式”，这是它与上海以及国内其他各大城市的公园颇为不同的地方[252]。中央公园内有社稷坛及圆明园遗物，在参天的古柏之间又设有茶座和菜馆，是各类社会名流喜爱光顾的好去处。诸多茶座之中，来今雨轩最富盛名，不仅环境别致高雅，而且开设西菜馆，经常去那里的游人当中“大多数是西装革履的大学教授和学生，也有政府官吏”[253]。现代文人和中央公园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自它创建以后，那里曾经出现过《新青年》杂志同人、少年中国学会成员、文学研究会发起人、《语丝》社社员等多个文化社团的文人身影，李大钊、蔡元培、鲁迅、胡适等很多学界精英也常常驻足其间。一些自由主义文人从北京转往上海以后，“洋场”中的西式公园对于他们的吸引力似乎明显减弱了。有研究者考察了1927年的胡适日记，发现北京的中央公园是“胡适在北大生活与活动的重要据点”，因为“胡适有很多时间消磨在中央公园里”[254]；那时的胡适，“只有在中央公园才能寻到他自己的生活情趣，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255]。但是，从胡适1927年到1930年在上海的日记中却几乎找不到关于公园的记录，仅在1928年3月27日这一天，胡适在日记中说“本想游甘、味两家花园，因时间太晚，不曾去”[256]。
蔡元培一直看重公园的文化意义，1922年，主持北大的蔡元培论述美育的实施方法时谈到了两种类型的公园，他将北京的中央公园和上海的外滩公园相提并论、归为一类（《美育实施的方法》）[257]。1927年之后蔡元培担任了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等官方职务，1931年他在谈到都市公园的文化意义时，将目光从上海转向了新都“南京”，声称“首都的第一公园、莫愁湖公园、五洲公园，北平的中央公园、北海公园等，均于市民有良好的影响”（《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258]。此时在他心中，与北京的公园并列的对象已不再是上海的外滩公园，而被置换为南京的公园，可见政治角色的变换导致其文化视线的转移。
自由主义文人游览上海公园的纪录甚少，偶见徐志摩在信中简单地提到了和朋友“同去兆丰公园坐咖啡”[259]的情形。而身在北京的自由主义文人却屡屡批评上海的公园，例如，陶孟和揭露上海租界内的公园对于华人的侮辱，声明“即使上海工部局未发布此项条文，华人与狗不准入内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并以自己在上海的亲身经历加以说明[260]。1930年5月的沈从文尚在上海，却在北京的杂志《燕大月刊》上调侃人们眼里所谓的“上海好处”，其中之一便是“洋场”中的公园。他说：“到公园去，全是小洋囝囝的天下，白发黄毛，都很有趣味。”[261]而且三年之后，北京的中央公园水榭却成为他与张兆和宣布结婚的地方[262]。在中央公园同样的地点，曾经出现青年梁实秋的身影，他常常在那里等候他的恋人季淑[263]。两地公园，两种情感，谁能怀疑公园在研究文人心态方面的重要意义呢？(www.xing528.com)
与自由主义文人接近的某些开明文人也不喜欢“洋场”社会。有人从北平、南京和上海的公园景象之比较当中发掘上海“洋场”特有的“不中不西不文不野”的文化特征：“在北平游中央公园或北海的游客，总是一个西式的佳人，尾随个翩翩公子，或是几个伴侣一般的走着。在南京逛玄武湖或鸡鸣寺的人们，亦复如是。而在上海光顾法国公园或其他公园，以及电影院的朋友，更是取一对一的政策：一个绿发修垂的、粉脸朱唇的、旗袍外套的、高跟丝袜的、花枝招展的、飘然欲仙的新女子，跟个油头粉面的‘上海化’的小白脸。”[264]在这里，“‘上海化’的小白脸”之谓和沈从文讥诮的“小洋囝囝”，其实都表现了自由主义文人和开明文人批评上海风气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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