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省市、县市合作金库的发展，以1942年为分水岭，此前，合作金库每年增加不少，此后则增加数量有限，且现存的合作金库多经营不景气，亏损严重。
省市金库截至抗战胜利止，已成立8库，即四川、江西、浙江、福建、广西、云南、甘肃和重庆市。四川省合作金库成立于1936年11月，江西省合作金库于1937年4月成立，浙江省合作金库成立于1939年11月，该库于1938年春即设筹备处经营业务，福建省合作金库成立于1940年5月，广西省合作金库于1940年5月成立筹备处并先行开始营业，同年11月正式成立，重庆市合作金库成立于1941年1月，云南省合作金库成立于1942年1月，甘肃省合作金库成立于1943年11月。此外，河南及陕西曾分别于1942年及1943年成立省合作金库筹备处，后因闻中央合作金库即将成立，均未积极进行；南京市合作金库原由前农本局辅导设立，因战事关系，停止业务。省市合作金库除甘肃外，均成立于1942年之前。各省市合作金库因力量薄弱，大多营业不振，甚至名存实亡。
县市合作金库，据已有资料统计，1937年共有13库，1938年125库，1939年220库，1940年356库，1941年413库，1942年454库，1943年465库，1944年466库，此外尚有不明设置县份及停业者29库，共计495库，分布于川、康、黔、滇、桂、鄂、湘、赣、浙、闽、豫、陕、甘等10余省（见表6-3）。县市合作金库90%以上设于1942年以前，1943年以后，不仅新库设立不多，即原有者亦多因入不敷出，呈萎靡不振状态。[13]
1942年以后，合作金库转向停滞、萎缩，其原因在于：第一，1942年，国民政府的农贷政策由扩大而紧缩，合作金库骤然失掉银行的支持，资金来源断绝；第二，各合作金库因物价高涨，开支浩大，入不敷出，银行所辅导的合作金库，十九亏折，不愿继续辅设；第三，中央合作金库正在筹备之中，但又迟迟不能实现，各银行采取观望政策。[14]
表6-3 合作金库数统计表（1944年）
说明：四川省包括四川省合作金库和重庆市合作金库。表中合计数字与表5-13有出入，原表统计历年数字和省区数字时，计算有差错。
资料来源：丁宗智：《八年来之合作金融》，《金融知识》4卷1、2期合刊，1945年7月。(www.xing528.com)
在合作金库转向停滞的同时，因四行业务专业化，合作金库大多被置于中国农民银行的控制之下，其中，各国家行局所辅设的合作金库自然都归中国农民银行接收，同时，中国农民银行又从川、浙、赣各省库接收了若干县库辅导权，具体说，由农本局移转的82库，由中央信托局移转的32库，由中国银行移转的32库，由交通银行移转的29库，由四川省库移转的71库，由浙江省库移转的15库，由江西省库移转的1库，合计334库，加上4省库1市库，共计339库，到1943年，全国共有合作金库465库，其中归中国农民银行的就占2/3以上。[15]其他各库，已有110库为合作社自营或近于自营，其中河南54库，云南30库，广西22库，陕西2库，浙江2库。[16]
各国家行局等提倡机关辅设合作金库时，合作金库实际为提倡机关所控制，这是基于合作金库的股本结构以提倡股本为主，合作社股占比极小。从表6-4看，县市合作金库平均每库股本近20万元，合作社所认股本与提倡股本之比约为1：1，但如果将云南省数字除外，则合作社认购的仅为42.8万余元，提倡股本为3253万余元，约为1：76，以百分比算，合作社所认股本仅占股本总额的11.7%。各省具体情形，四川省合作社认购的占股本总额不足1/10；西康平均每库合作社认购约2万元，约占股本总额2/10；广西各县合作金库合作社所认购一般在1/10左右；福建各库股本在10万元上下，合作社认购在5千～7千元之间，所占比例更低；浙江合作金库股本在10万～20万元之间，合作社认购自100元至4万元不等，多在5000～10000元之间，平均占股本1/10左右。云南、河南省的情况较为特殊，云南省37县库中，由省合作金库辅导者30库，1944年底股本共计3785万余元，其中省合库提倡股本513万余元，占股本总额13.4%，合作社认购近3272万元，占股本总额的86.6%。河南省54县合作金库股本均为10万元左右，但实际缴足的只有洛阳、新郑、密县3库，其余已缴股金自2万～5万元不等，平均每库已收股本不足4万元，但河南各县库均没有银行提倡股本，其股本除有合作社认购外，余由县政府、地方团体及热心合作人士认购。[17]
表6-4 全国县市合作金库股本统计表
注：（一）合作社股本平均数提倡股本平均数均系以331库除。
（二）除云南省为1944年底之数字，河南省为1942年底数字，余均为1943年上半年结算数字。
资料来源：根据社会部合作事业管理局县市合作金库调查资料编制。引自丁宗智：《八年来之合作金融》，《金融知识》4卷1、2期合刊，1945年7月。
大部分合作金库归并中国农民银行后，中国农民银行对合作金库的控制更强。中国农民银行可以资金的投入左右着合作金库的权力分配、业务经营乃至其存废。1939年7月，四川省合作金库扩充股本，实收1000万元，由省政府担任300万元，中国农民银行担任700万元，但1942年省政府收回300万元提倡股本，四川省合作金库转由农行独办。1941年后，四川省合作金库对县市合库的提倡股本全部让渡农行，各县市合库业务，也改由农行分支行处直接指挥，而省合库除办理成都等数县业务外，别无业务可言。[18]江西省合作金库1943年底计实收股本584万余元，内省政府150万元，社会部37万元，中国农民银行205万余元，下级合作金库10万余元，合作社联合社181万余元。该库本为江西省合作金融活动之枢纽，中国农民银行、交通银行及江西省农民银行之合作贷款，均须透过该库或县市合作金库放出，但自1943年后，该库与中农行订约，划分各自业务范围，凡各级合作社信用生产贷款及联合社以下之供给、运销、消费贷款，概由中农行直接贷放，凡属县级以上联合性质之供给、运销、消费贷款，则由省合作金库贷放。[19]河南省以银行农贷人员未取得省合库经理之位置，竟使筹设就绪的省合库停设，并对县合库停止供给资金；福建省因中国农民银行与省银行均认购提倡股，对于辅导权难于划分，竟使已经成立的省合库徒有虚名，未有存放款业务。[20]
1942年5月起至1943年，中国农民银行一次次对合作金库进行调整，其借口是合作金库陷入越来越严重的亏损状态。中国农民银行对合作金库进行调整的原则是合并机构，紧缩开支，具体说：凡行（处）库在同一处的实行合并，并由行处代办合库业务；凡放款业务发达，其他收入有限、难敷开支，以后亦无法开源者，切实紧缩，每库工作人员以二三人为限；凡当地合作事业尚未发达，业务难以展开，营业亏损严重的，则并入邻近业务较为发达的合库代办。根据这一原则，各合作金库被分为委办、代办、行处合并及维持原状等四种。[21]凡委办、代办及行处合并之库，统称委托库，委托库停止办理存、汇及代理收付业务；不专设工作人员，其经理、会计及外勤人员由兼办行处另派人员兼任，原有工作人员由总管理处另行调派；其原有放款由兼办库随时代收，归还行方透支，所有该区域内应放新款，均由行方委托兼办库代放。[22]由于亏损的合作金库的不断增加，被调整为委托库的合作金库越来越多。1942年7月，以合库业务由农行分支行或办事处代办的，已达50库，1943年增为74库；委托邻县合库或农行行处兼办的，1942年7月有45库，1943年达46库。1944年初，委托库达292库，独立库仅剩40余库。[23]因中国农民银行对合作金库的调整，使得合作金库变得更像中国农民银行的分支机构，而中国农民银行每年度的业务报告将其辅导控制下的合作金库作为其分支机构进行统计也正说明了这一点，[24]这也使得合作金库越来越远离形成完整系统的目标、远离合作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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