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有型生存方式的本质与私有制相关

占有型生存模式本质上根源于私有制。在这种生存模式中，至关重要的是我获得财产以及拥有无限权利来维护已获财产。占有型生存模式具有排他性，它不需要我做进一步的努力就能保有财产或把它用于生产。佛陀把这种行为模式叫作“贪欲”，犹太教和基督教称它为“贪婪”，它把每个人和每件东西都变得死气沉沉且受制于人。

“我有某物”这一句型表达了主体“我”（或他、我们、你们、他们）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它意味着主体和客体的某种永恒性。但是，这种永恒性果真存在于主体或客体中吗？我终会死去，我也有可能失去保证我占有某物的社会地位。客体同样也不是永恒的：它可能被毁坏、被丢失或者失去自身的价值。说我们能永久地占有某物，乃是基于对物质永恒不灭的幻想。从表面上看我似乎什么都有，但实际上我什么也没有，因为我对客体的占有、占据和支配不过是生活过程中的短暂瞬间。

总之，“我（主体）有某物（客体）”这一陈述是通过我对客体的占有来定义我这个主体。主体并不是我自身，而是我拥有的东西。我的财产构成了我和我的身份。“我是我”这一陈述的言下之意是“我是我因为我拥有X”——X等同于那些我通过权力来控制并永久地占有的自然客体和人。

在占有型模式中，我与所有物之间的关系是没有生命的。它和我都成了物，我拥有它，因为我具备占有它的力量。但这种关系也可以倒过来讲：它拥有我，因为我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即我的理智，是建立在我占有它（以及尽可能多的东西）的基础之上。占有型生存模式并不是通过主体与客体之间有活力的创造过程而建立起来的，它使客体和主体都成为物。两者之间是一种僵死的关系，而非有活力的关系。

按照自然本性成长是所有生物的共同趋向。因此，我们反抗阻碍我们按自己的内在结构成长的任何企图。要粉碎这种反抗（这种反抗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就必须采取身体和精神上的暴力。无生命体通过蕴藏在原子或分子结构内的能量，在不同的程度上抵抗试图控制其物理构成的外力，但是它们不会反抗被人使用。给生命体施加外力，即迫使我们朝与我们的内在结构相悖、对我们的成长有害的方向发展，这会激起多种形式的反抗，包括公开的、有效的、直接的、积极的反抗，抑或间接的、无效的和往往是无意识的反抗。

婴儿、儿童、青少年以及最终的成年人都无法自由和自发地表达自己的意愿，他们对知识和真理的渴求以及对爱的期待都受到了限制。人在成长中被迫放弃绝大部分自主、真实的欲望、兴趣以及自己的意愿，转而接受非自主的、由社会思想和感情模式强加给他的意志、欲望和情感。社会以及作为其社会心理单位的家庭，需要解决一个难题：要怎样摧毁一个人的意志而又不使他察觉？通过灌输教条、奖惩机制和意识形态配套这一复杂过程，这项工作大体上圆满完成，以至于大多数人都以为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而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意志是被规约、被操纵的。

要压抑人的意志，最困难的是压抑性欲，因为性欲是强烈的本能倾向，不像其他欲望那样易于操纵。因此，相较于其他人类欲望，人们需要更努力地压制自己的性欲。对于性行为的诋毁形形色色，无需赘言。性不仅在道德上受到谴责（性是邪恶的），还在健康上被污名化（手淫有害健康）。教会过去禁止计划生育和婚外性生活，至今也仍然坚持这些原则，哪怕谨慎起见我们应采取更宽容的态度。(www.xing528.com)

如果只是因为性欲本身而压制性欲，这一切努力着实让人费解。摧毁人的意志而不是性欲本身，这才是将性污名化的根本原因。许多所谓的原始社会是没有性禁忌的，因为那里既无剥削也无压迫，所以无需摧毁个人意志。他们不必污蔑性欲，可以毫无罪恶感地享受性关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社会中，性自由并没有导致对性爱的贪婪；在一系列相对短暂的性关系后，男女双方找到彼此、结为一对，他们不会有交换伴侣的欲望，但当爱情消失，他们可以自由地分手。在这些不以私有财产为导向的群体里，享受性生活是存在的表现，而不是性占有的结果。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回归原始社会的生活方式，其实即使我们想回去也不可能。原因很简单，因为文明带来的个性化以及人的分化和距离使我们所说的个体的爱与原始社会相比具有不同的特质。我们无法倒退，只能前进。重要的是，不带占有色彩的新型生存方式会消灭对性的贪欲，而这种贪欲是一切占有型社会的特点。

性欲是独立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人生初期就已显现（自慰）。对它进行谴责可以击垮孩子的意志，让他（她）有负罪感，从而更加顺从。打破性禁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反叛，本质上是为了重获自由。但这样打破性禁忌并不会带来更大的自由，反叛似乎会淹没在性满足及其后的罪恶感之中。只有达到内心的独立才有助于得到自由，才能停止徒劳的反叛。这一点对于其他试图以打破禁忌来重获自由的行为也是成立的。实际上，禁忌会引起性狂热和性反常行为，但性狂热和性反常行为不会带来自由。

孩子的反抗行为多种多样，比如不遵守保持干净的训导规则、不吃东西或暴饮暴食、攻击性和虐待行为以及各种自毁行为。反抗通常表现为一种总体上的“消极怠工”——对外界不感兴趣、懒散、被动甚至种种病态的慢性自毁行为。关于父母与孩子之间权力争夺所带来的后果，可参阅谢克特（David E. Schecter）的论文《婴幼儿发展》（Infant Development）。所有数据都表明，对孩子和成人的成长过程进行外界干预是造成精神异常尤其是破坏行为的最根本的原因。

应当清楚，自由不是放任自流，也不是随心所欲。同其他物种一样，人也有其特殊的内在结构，只有在与这一结构相协调的情况下才能成长。自由不是指摆脱一切指导原则，而是指按照人的存在结构法则来成长（自主约束）。也就是说，要服从那些能保证人最优发展的法则。凡是能促进人们达到这一目标的权威都是“合理的权威”，促进的途径包括调动孩子的积极性、发展批判思维能力和增强对生活的信念。如果只是为了维护权威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孩子的健康发展而把他律的规范强加给孩子，那这种权威就是“不合理的”。

占有型生存方式和以财富、利润为中心的人生态度必然会产生对权力的渴望和需求。要控制他人，就必须用权力来粉碎他们的反抗。要维持对私有财产的控制，就必须用权力来保护它免遭与我们同样贪婪之人的抢夺。占有私人财产的欲望会唤起人们使用暴力公开或秘密地掠夺他人的欲望。在占有型模式中，人们的幸福就在于高人一等、在于拥有权力，并且归根结底在于征服、掠夺和杀戮的能力。而在存在型生存模式中，幸福在于爱、分享和给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