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五千年·印度次大陆：新宗教、新帝国的政治家

遁世思想

摩揭陀的崛起

孔雀王朝

吠陀文明从恒河流域上游逐渐向恒河流域东部扩散，离源头越远，吠陀文明的影响力越逐渐被稀释弱化。公元前6世纪在恒河中游流域兴起的政治与宗教，在接触吠陀文明后，朝着全新的方向加速发展开来。

《森林书》与《奥义书》等吠陀后期文献里的祭祀理论，从仪式走向了哲学的开端，文献的背景并未设置在俱卢—般阇罗王国，而是在东部的憍萨罗（Kosala）、迦尸（Kashi）与毗提诃（Videha）等恒河中游王国。这些新兴富裕国家的国王，争相从更有声望的恒河上游国度延揽婆罗门哲学家来宫廷进行哲学辩论，获胜者可以获得高额的奖赏。我们要说的第四个恒河中游国家是摩揭陀（Magadha），它是婆罗门化程度最低的国家，后来崛起成为恒河中游最强大的国家，将中游其他国家纳入不断扩大的版图中。俱卢和般阇罗的婆罗门蔑视摩揭陀王国，对它没有一丝好感，例如，《阿闼婆吠陀》里驱除灾病的咒语，讲到了希望热病可以被驱赶到摩揭陀及其东部邻国鸯伽（Anga）等不被婆罗门青睐的地方。

虽然恒河流域东部的一些族群渴望在吠陀后期文献里寻求吠陀文明，但另一些族群转而在自身内部发展出全新的不同于吠陀经典的宗教，即耆那教、佛教和邪命外道（Ajivikism）。这不仅仅说明发展出新宗教的东部族群与“中间国家”相距遥远，受到了雅利安人以外的其他族群的影响，更反映出吠陀文明本身正遭遇危机，它已不再适应于东部新兴的社会形态和国家形态。(www.xing528.com)

我们虽然对危机波及的范围和影响仅有一些线索性了解，但根据这些线索我们了解到俱卢—般阇罗王国在危机的影响下走向了衰落，古老的王朝从此销声匿迹，在《奥义书》的成书年代，这些就仅仅是当时人的一个记忆了。东部出现的新兴王权挑战着部落国家的凝聚力与武士精英的政治权力。新兴王权着眼于建立更加依赖国王的职业军队，集中精力获取富饶的领地和缴纳贡税的温顺农民，而非像从前那样去争夺战利品或扩大地盘。新兴王权也将不同部落领地整合在一起组成跨部落的国家，并维持不同部落族群间的和平。

跨部落国家人口的多样性向政治家提出了全新的问题，但同时也为国王集权提供了新的支持。新征服的族群不再束缚于个别武士之手，而是通过作物课税与王权建立了直接联系，他们缴纳的大笔贡赋供养着职业军队。在这些不同的族群中，虽然习惯法仍旧规范着人们的言行，但族群之间已不再是过去的全面的荫蔽关系，而是处于国王的监督管理之下，案例由国王进行裁决。大量契约和刑法条文与新的治国文献同时产生，它们是治理国家必不可少的要素。

这种新的治国方式冷静无情地计算并追逐着利益，逐渐以强力吞并了吠陀时代的部落国家，这是势所必然。新兴国家的本质是尽可能地向外扩张，其治理原则能够让其驾驭强力。旧的英雄典范已然不见踪迹。早期时代的社会是宇宙秩序的延伸，既是自然的，也是神圣的；道德生活从未偏离古老的习俗。而吠陀后期，社会秩序分崩离析，人们发现自己孑然一身。他们开始以新的眼光理解世界，有些人哀叹人生的孤绝，如同《奥义书》里一位国王所言：“往昔贤王豪杰，已扬弃光荣，遁身来世……海洋干涸，山峰崩毁，斗杓颠踬，群星乱轨，地球塌陷，众神去位……混沌之中，吾如枯井之蛙。”其他人则视社会为人造物，而非神圣秩序之一环，因此扬弃家主的责任，通过静默与冥想寻求解脱。

然而，在认同对社会的崭新看法的人们中间，有一些人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应对之举。若社会的本质为人造，那么其应当可为人类重新塑造与掌控。持这一观点的人成为新的政治家，即国王的谋士。有趣的是，他们通常是婆罗门出身。吠陀国王仅仅是刹帝利贵族中较有权势者，需依赖婆罗门首席祭司（purohita）的超自然力量助力。新兴政治家的突出代表是既非祭司也非武士的婆罗门，他们的声望更多源自其敏锐的政治嗅觉，而非其虔敬的宗教信仰、渊博的宗教学识和杰出的道德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