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和新卡斯提尔：帝国征服和文明碰撞

在加勒比地区，西班牙人有了与葡萄牙人在非洲相类似的经历。南美东海岸早期的探险者同样谈到了与非洲人类似、过群居生活的人。然而亚美利哥·维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在描写其发现之旅的文章中认为，西印度不会是一个岛屿的集合，而是一个新世界、一个新的大洲。因此，这块新大陆（它的北部他根本不知道）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为“亚美利加”。但是这个“亚美利加”不仅比最初设想的要大，而且也更加多样、陌生和富庶。特别是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并不符合人们因为非洲和加勒比岛屿而产生的预期。所以首批到达特诺奇蒂特兰和库斯科的欧洲客人才如此得震惊。

因此，征服这些印第安大帝国的不是西班牙的将领和国王，而是贪得无厌的军官。负责任的行动者很可能会更加谨慎，不会寻求与印第安大国的冲突。而埃尔南·科尔特斯、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等人则是孤注一掷地要赢得一切。他们是幸运的，因为在两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的遭遇战中，欧洲赢得了胜利。西班牙人把他们的胜利归因于上帝的帮助和文明的优越性。事实上，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决定胜负的倒不如说是病原体和铤而走险。而胜利又先让西班牙再让欧洲变得富有。

在征服阿兹特克和印加统治者并抢掠、毁灭特诺奇蒂特兰和库斯科之后，胜利必须长期持续下去。西班牙人的解决方案是：与旧帝国幸存下来的精英合作，并将此前的税收规定和劳动分工为西班牙人所用。在本土地方管理机构之上——或者更好的情况是之外——实行西班牙人的管理。此时到南美的西班牙人人数已经增多，他们生活在城市当中。16世纪时有40多个城市建立，它们和以前的达特诺奇蒂特兰和库斯科一样，绝大多数是有规划的城市。

人们从这些城市进行管理。两个总督辖区构成了最高管理层：首府在墨西哥（之前的特诺奇蒂特兰）的新西班牙也负责掌管加勒比地区、今天的委内瑞拉，此外还有菲律宾——此时西班牙人已经从中美洲的太平洋沿岸抵达此地并将其据为己有。新卡斯提尔则主要包括原来的印加帝国。它的中心不是库斯科，而是在战胜印加帝国后建立的利马。它位于太平洋沿岸，因为西班牙人不愿在安第斯山高地生活。这在南美西部导致了这种局面：西班牙人在平原地区生活，印第安人在山区生活。这两个辖区下面划分为多个州，并有各自的州长。除总督和州长之外，施行裁判权的王室法庭慢慢出现。它们成为真正的核心管理机构并可以更加容易地从西班牙进行控制。

总督辖区最重要的商业分支是采矿业。对黄金白银的求索驱动着征服者。阿兹特克人特别是印加帝国宝藏的原料肯定是来自某个地方，而这些源头肯定是可以开采的。越来越多的征服者和探险者踏上在旧帝国内外寻找金银的道路。1530年，墨西哥中部的银矿开采开始。1545年，在今天的玻利维亚发现了波托西（Potosí）银矿。1546年，又在墨西哥发现了萨卡特卡斯银矿。印第安人被迫在矿山工作，死亡率很高。采矿的地方很容易识别：烟雾、气味、污浊的水、噪声、许许多多的人、处处彰显的财富和令人痛心的贫穷。波托西市在16世纪末时是美洲最大的城市。但它不是最美的城市。除白银之外，人们主要在安第斯山脉找到了黄金，在墨西哥则要少一些。

仅16世纪从南美运往欧洲的贵重金属就价值3万亿德国塔勒。欧洲银价下跌。在西班牙和后来的比利时——拉丁美洲白银的主要接收国，商品价格上涨，因为铸造钱币的原材料——白银的价格降低。通常人们称之为16世纪的一场欧洲“价格革命”，然而究竟是白银的输入还是货币经济（而不是物资交换）的增多以及人口增长造成了这一结果则不确定。

新西班牙的第二种重要出口产品也存在地域上的局限性。用于出口的蔗糖主要在加勒比地区生产，而且经过几百年的时间成了这里的主导产品。墨西哥和秘鲁也有甘蔗园，但是它们的生产主要针对美洲市场。欧洲移民称，已经在美洲定居了更长时间的西班牙人像印第安人一样喜欢吃甜，至少是比欧洲人更嗜甜。这一现象背后的一小段世界史我们将在《法兰西角》一章中进行更具体的探讨：甘蔗源自东亚或东南亚，在罗马帝国时期经印度洋贸易传播到印度和阿拉伯世界。从那里，它又征服了地中海南部地区。葡萄牙人尝试在马德拉岛以更大的规模种植。西班牙人则将它带到了新世界。现在，非洲奴隶因为它而在加勒比岛屿生活和死去，而美洲的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则发现了一种新的享受并患上了牙痛。当然，除贵重金属和蔗糖之外，16世纪的中南美还有很多其他经济分支：布料和服装的制造，各种食品的生产。但是这些主要是为了自给自足，或者是供应本土市场。(www.xing528.com)

殖民地经济的中心议题是劳动力，因为我们在加勒比地区所看到的印第安人的灭顶之灾在大陆地区重现了。死亡是无所不在的。死亡人数比自然死亡高很多，但是这一次则有人活了下来。想在这里进行具体说明则很困难，因为殖民时期前的帝国不进行人口统计，而且在1520年之后也没有整个大洲的数据（欧洲这个时候也没有）。但是估计今天墨西哥所在的地区在1490—1650年间的人口从大约1200万减少至100万以下，秘鲁人口则估计从900万减少至90万。整个中南美人口的降幅应在85%至90%之间。在1800年前后，中南美的人口数量还不到1492年的一半。

人口急剧减少的原因与加勒比地区类似，只是在大陆地区一再出现的瘟疫起了重要得多的作用。今天的流行病学家认为，给印第安人带来灾难的疾病在欧洲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而且可以在未被注意的情况下在人与家畜间传播。欧洲人和他们的动物已经形成了抗体，而印第安人却完全没有。英国传教士托马斯·盖奇（Thomas Gage）曾在1648年描写过这样一场传染病（可能是斑疹伤寒）的影响：

整个国家都感染了一种传染病，它几乎和瘟疫一样致命，他们把它叫作鼠型斑疹伤寒；它是一种身体内部和脏器的高烧，它极少会持续到第七天，患者大多在第三天或第五天就告别人世进入坟墓了。患上这种病的人散发出的不健康的气味和恶臭足以让整幢房子和所有访客都染上。［疾病］毁掉他们的口、舌，让他们在死前变得像炭一样黑。只有极少数西班牙人染上了这种传染病，但印第安人却普遍受到影响。

鉴于这样的经历，不管是西班牙人还是印第安人，产生这是神的旨意、印第安人至少是另外一个人种的想法并不出奇。只是他们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西班牙人的想法一点儿都不统一。很多矿山和甘蔗园的经营者没有显示出对劳动力的同情心，在他们看来，这些人对任何可能的疾病都没有抵抗力。在他们看来，艰苦的劳动和恶劣的条件并不会令他们本来已经糟糕的身体变得更差。个人对利润的追逐和这些人属于另外一个类别的想法在这里悲哀地联系到一起。

而大多数的牧师和神职人员则不同。他们虽然支持殖民化，但是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其他动机。他们希望传播基督教信仰，令印第安人变得开化并成为天主教国王的臣民。传教士学习本地语言，尝试理解规矩和仪式，不是因为他们是人种学者，而是因为他们希望有效地改造印第安人。因此，他们抨击矿山和种植园的恶劣条件，称这违背了他们心目中殖民化的决定性目标。他们提醒欧洲人，这些印第安人要么已经是基督徒要么可以成为基督徒，因此必须以基督徒的方式来对待他们。特别是耶稣会信徒要求从空间上将欧洲人和印第安人隔开，因为只有这样后者才能得到拯救。位于马德里、拥有殖民地全权的印度等地事务委员会试图走一条中间路线。基督教化和文明化是它关心的核心要务，但是毫无疑问殖民地也必须赚钱。它的某些法律和规定毫无帮助。它实在太过遥远了，以至于它无法真正理解自身决策的前提条件，也无法控制它的影响。

印第安人自己是如何看待16世纪的发展的则很难说。他们肯定不是听天由命。也有骚乱和起义发生。他们将外来的知识变成自己的。基督教教堂被装饰上了图画，它们将本土的宗教传统与基督教象征结合起来。印第安人的法制观念进入殖民地法律制度当中。自1540年起，墨西哥的特拉斯卡拉市就有议会备忘录，它是用点缀以西班牙语的印第安语纳瓦特语写成的。其字母是拉丁字母。印第安人是牺牲者，但也是参与者，这两者都是拉丁美洲历史的一部分，并成就了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