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长崎国旗事件以后，日中政治交往几乎处于断绝状态。从那时起到1972年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时，两国间发生过许多事情。
1966年为庆贺蒋介石的80大寿，在台湾举行了日华协力委员会会议，岸信介首相亲临讲演，使得仍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贸易往来的日中经济关系重陷困境。该会议的发言多是诽谤毛泽东主席和鼓动台湾反攻大陆的。岸信介等此举可能是出于对二次世界大战停战前后的蒋介石的所作所为的感恩心理……当时我也出席会议，我担心事态的发展将会给坚决反对两个中国的大陆政府带来强烈的打击，我简直无法掩饰我的焦虑。
日华协力委员会下设经济部会和政治部会，不用说我是以经济部会会员的身份参加这次会议，所以连想也没有想到会上会听到这种发言……而中国方面却表示，参加了这次台北会议的日本经济界人士，只要是日华协力委员会的会员，中国都将不再与其所在公司洽谈生意。
可是后来，中国似乎意识到为了本国的经济发展，与西方国家开展贸易的必要性。于是产生了周恩来的四项原则，他们终于改变了方针，并宣布只要承认四项原则，中国都将愿意与其进行贸易洽谈。
新日铁也收到了要求谈判的建议，但条件是退出日华协力委员会外，还必须退出日韩协力委员会。我们不可能与上述两个地区断绝一贯的良好关系，于是提出我们从来都是只进行经济方面的交流这样一个政经分离的主张，但没有被接受。结果当中国五金进口公司提出要从日本购买钢材的计划时，只有新日铁未能参加谈判。
就在这时，世界局势出现了大动荡的兆头。
1971年7月尼克松访华声明发表前夕，永野重雄悄悄对我说：“稻山，还是改变一下方针吧。”“是啊。”我也这样认为。
不知道永野是已觉察到了中美接近的动向，还是完全出于他的直觉，而我则不动声色，不过，当时新日铁已经决定寻求与中国接近的途径。在那个时候，有一个以阳明学者安冈正笃为中心，以东北地方仙台旧体制第二高校毕业生为主体的、名叫“德风会”的团体。
在“德风会”的聚会上，我的亲中表现令会长大为不安，安冈多次提请我注意。
他引经据典，搬出《三国志》来对我说：“中国人自古以来惯于权术，决不可轻信。”
我反驳他：“这就怪了，蒋介石不也是中国人吗？为什么只说大陆的中国人不可轻信。我认为如果顽固坚持与台湾的关系，就不可能实现世界和平这一我们的最高愿望。我觉得两国关系已经发展到了求大同存小异的阶段了。”
正当我们争论不休时，周恩来捎话来说请我们去个人谈谈。
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前不久，我访华之事得到了落实。行前，我会见了大平外相。我问：“中国将会生产出大量石油，我们可以考虑以此为基础开展与中国的易货贸易，那么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呢？”
大平担心三件事：一、与中国恢复邦交后的日台关系；二、战争赔款问题；三、不知中国在日方提供贷款的利息上有什么要求。
到达中国后，我马上通过廖承志向中方转达了大平外相的三点疑虑，于是周总理在接见我们的时候直接答复我说：“日本人拼命去台湾花钱，台湾总不会不高兴吧。”关于战争赔款问题，他的言谈之中似乎也透露出了放弃之意。
周总理说到这里，代表团团员、出光兴产公司的出光计助提出“日本每年需要进口2亿吨石油，我们希望其中至少有1亿吨由中国进口。”
周总理说：“若向日本出口1亿吨的话，中国每年就必须生产8亿吨石油，否则无法满足国内外的需要。我们现在只知道中国有石油，开发则有待今后进行。”他的意思似乎是石油开发是为了全体国民，而石油出口不过是国家建设的一种手段。
关于利率，当我们表示因受法律制约降低利率很困难时，廖承志问：“限度是多少？”我隐约记得富土银行的岩佐凯实曾告诉过我，于是把他告诉过我的那个数字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可能是0．6上下……”这下，我造成了一个“深远影响”，直到后来的日中谈判时，中方仍记得我提供过的这个数字，并且坚持说日方提出的数字不是最低限度，简直是寸步不让，使日方谈判代表不知所措，最终结果大概是零点七几……
这次访华期间，中方一直安排我们乘坐红旗轿车，另外有一个加拿大的女子蓝球队也与我们同时来访，看到那些高大的女运动员身着花哨的短裤进入餐厅的身影，我感到中国将要大变样了。因为那时中国正在提倡百花齐放，所以人们的言谈都很坦率，与1958年的情况相比的确是大不相同了。
不久，也就是当年9月田中角荣首相应周总理邀请访华，接着日中实现邦交正常化。在这前后中日间交替进行了一系列穿梭般的互访。
周总理在日中复交后一直为两国不能顺利签定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而忧虑，1975年，周总理已卧病在床，我被允许前往探视。(www.xing528.com)
我说：“您看上去精神很好……”
“不行了，稻山先生。两国已经复交了，友好条约却不能签订，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可以全文使用复交时的声明嘛。应该是3个月内就可以谈成的事。”
“我认为用不了3个月，可能会更早一些。”
“请务必尽力。”
回国后，我马上把这些报告给了三木武夫首相。在以福田纠夫为首的团体“曙光会”的会议上，我也是大声疾呼早日与中国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可该团体成员安冈正笃和木内信做等人根本不理解我的心情，他们总是强调中国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和苏联好起来。不过福田内阁成立后终于还是向着缔约的方向迈出了步子，遗憾的是，就在条约的缔结将要迎来柳暗花明之时，1976年1月传来了周总理去世的噩耗。
1978年经团联和日中经济协会牵头，与中国签订了长期贸易协定，这一协定成了日中贸易的一大组成部分。我认为这在日中关系的前进与发展中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中国方面首次向我提出缔结这个协定的设想是在1979年，他们问我，日本方面曾经有过的中国从日本进口建筑材料和机械设备，同时向日本出口石油等其他资源作为补偿的想法是否至今不变。
我说：“可能有些变化，但这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还要与日本经济界最具有实力的团体经团联充分协商。”
为此，中国对外贸易部四局局长奚业胜专程来访，并提出邀请说，欢迎经团联代表团访华。于是我随上光会长于1977年访问了中国。可是缔结协定不仅经历了许多曲折，1973年爆发的石油危机导致了一个旷日持久的混乱年代，有关的人们为此操碎了心，吃尽了苦。
这一协定明文规定日中双方的进口额应于8年后达到100亿美元，并且基本采取易货易贸方式。
通产省的官僚们总是希望尽量扩大对华贸易，想每年至少进5000万吨石油。当时，日本国内对经济增长率的估计很乐观，特别是石油消费量被认为是将大幅度增长的。可当时的情况并不适宜向中国提出此方案，我们向石油界企业和电力界企业进行调查时，他们对中国石油的需求量也仅为1200万吨。没办法，上光敏夫与我及通产省石油部长三方添上了1500万吨，凑足了原计划的3000万吨的数字才出发到中国去谈判。
幸好中国的原油产量还不足以应付5000万吨的出口需要，就是5年后拿出1500万吨也是相当不容易的。这下我们几个人总算放了心，不过，也深深体会到谈判桌前不能一厢情愿。
1985年，中国宝山钢铁厂在新日铁的协助下建设投产了，在这个项目的进行过程中我有一个估计不足的过失，使我一直深感内疚。周总理去世后不久，邓小平就成为中国最高的领导人，他与周总理的想法是完全相同的。邓小平身材不高，年龄仅比我小6个月。可是他精力过人，对中国的建设竭尽全力。邓小平曾说：“宝山的建设将是另一种方式的，我们不会采取日中长期贸易协定中规定的那种延期付款方式，而会以现金支付欠款的。”邓小平来君津制铁所参观时我和斋藤英四郎接待了他。
他问：“能不能帮我们搞个比这还好的钢铁厂？”
“当然可以。”
“每吨钢需要投资多少？”
“每吨需10万日元左右大概就可以了。”
因为，日本钢管公司的扇岛工厂设计能力为年产600万吨钢，投资额为1万亿日元左右，所以我认为这个数字也适用于宝钢。可是日本的国情与中国是完全不同的，若是在日本的话，电力会由东京电力公司等电力公司供应，不需要专为一个项目建发电厂，而中国则必须把一切基础设施投资算在总投资额内，从铁路到煤炭的装卸场，建这些设备的投资算在一起的话，宝山钢铁厂的投资就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我与邓小平谈及宝山时忽视了上述国情，以致使他产生了错觉。
在宝山钢铁厂的建设过程中，中国开始调整经济建设，因此邓小平对我说：“宝山由于调整会拖延一段的，我说过用现金支付现款的，但现在看来做不到了。”我说：“就让宝山采取日中长期贸易协定规定的那种延期付款方式吧。”
为此，有人抱怨中国的政策就像秋天的气候那样变幻无穷。不过，不会进行调整的国家是不行的，因为中国有以邓小平为首的优秀的领导人，才能进行调整。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身负高额累积债务时，又能获取外汇，原因就是他们进行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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