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借贷的问题与解决： 广西民族地区案例研究

一般来说，农户的大部分信贷需求是出于维持其基本生存需要的考虑，其融资次序主要表现为，在农业收入不足以抵补维持生产成本时，首先考虑增加非农收入，其次才寻求信贷支持。就信贷支持而言，先争取国家农贷，再谋求民间熟人信贷，最后是高利贷。然而，这种借贷模式并不适合于近代广西民族地区，农户的非农收入在一时是很难增加的，友情借贷由于亲友的贫困亦无法借到，而当时的银行新式借贷也不利于贫困农户。

新桂系执政以前，由于现代金融机构尚未普及，以政府资金为主导的放贷尚未深入乡村。新桂系时期，农民借贷所是政府在乡村成立的主要借贷机关。民国21年（1932），广西省政府公布《合作社实施办法》，规定在各县设立农民借贷所，实行“低利放款，以挹注农村金融，使一般贫农脱离高利贷之剥削”。^[151]但这种贷款主要在汉族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受惠甚少，到民国24年（1935）5月，广西共有18县成立了农民借贷所，其中宜山（今宜州市）、来宾（今来宾市兴宾区）、横县、永淳（今属横县）、邕宁（今南宁市邕宁区）、百色（今百色市）、田东、靖西（今靖西市）、上金（今属龙州县）等县为民族地区，这18县除贵县（今贵港市）农民借贷所的资本在1.5万元以上外，其余各县的资本不过几千元，靖西县最少，只有769元。^[152]如此微不足道的资本，对解决民族地区乡村金融无异于杯水车薪。对此，民国《象县志》写道：象县（金象州县）“近年农贷平贷，虽有继实行，但以为数不多，终形竭蹶”。^[153]

农民借贷所的资金由广西农民银行拨给，不直接对农民借款，而是先放款给乡镇农村仓库或合作社，再放贷给农户，能获得贷款的农户主要是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富裕户，一般的贫农则难以借到。据民国23年（1934）的调查，邕宁县（今属南宁市城区）第一平民借贷所接受的“质物”中，金银首饰占10%，丝绸缎衣服占10%，棉麻土布衣服占30%，呢绒布衣服占10%，毡毯皮革占28%，器具占10%，钟表占2%。^[154]在当时拥有“金银首饰”“丝绸缎衣服”“呢绒布衣服”“毡毯皮革”“钟表”等奢侈品的民众，一般属于富裕阶层，而以这些物品抵押借贷的占了该借贷所业务的60%以上，可见享受平民借贷所实惠的主体不是普通民众，正如调查者所言：“低利率利益的享受，不是平民，而是一般小资产者，因借贷处利率太低，故以货物质当之后，取得现银，而向贫农身上去剥削。”^[155]

另一方面，新式借贷较为正规，手续极其复杂，而在当时乡村特别是民族地区教育较为落后，农户文化水平较低，很多人连字都不会写，在签订借贷契约时还要请代笔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政府提供了借贷机会，他们也因不了解相关程序，不会填写有关表格而无法享有。如东兰县农村合作金库设立后，由于“贷款手续之烦琐，付款之迟滞，颇不能应民之急需，是以农民仍多般宁愿高利贷之剥削，而不愿向库贷款，以致年来推行，业务殊无发展，而该库亦竟于本年三月结束，宣告撤销矣”。^[156]20世纪40年代的田西县（今田林县），“因农贷紧缩无资金以供周转，即往年农贷亦感手续麻烦，限制又多，不能适应农民，故农民仍不能向高利贷之剥削借贷方法”。^[157](www.xing528.com)

由于以上原因，这种新式借贷大多为乡绅、地主、富农等所得，他们将其以高利贷的形式转贷给乡村贫民。据有关资料，在抗战时期，“广西的农贷，借给占农户三分之二的佃农与半租农手中的就仅占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则多数落到富有者和高利贷者手中去了”。^[158]加入合作社的农户以富裕阶层为主，他们在农村总户数中所占的比例极低，据统计，“广西的合作社互助社的借款社员数只占户口总数的千分之二”。^[159]又如在武宣县，政府发放“小本贷款在这里的收效不大，高利贷的势力仍然顽强地盘踞了整个农村，在东乡等处利息竟有高至百分之一百二十以上的，贫苦的农民们为生活所迫，居然也甘心忍受了这种惊心动魄的剥削，使暴发者的腰包一天天涨满起来”。^[160]

对这一问题，就连新桂系的官员也不得不承认：“高利贷疯狂的猖獗，完全由于金融业与生产事业脱节所造成的必然恶果。”^[161]平民借贷所“于农村事业，无所进展”，“真正的劳苦农民，丝毫得不到利益，只是中产以上的人家，凭着其不动产的契券，取得一些贷款，以谋其个人利益，甚至以高利贷再转借给别人，从中剥削。这个，就比较从前的典押，尤是望尘莫及”。^[162]在当时，这种情况在全国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这正如经济学家孙晓村在民国后期指出的：“在没有信用合作社以前，高利贷者只能用他自己的资本来剥削农民，现在他们可以自己不费什么力，利用信用合作社向农贷机关借得钱，借公济私，赤手来剥削农民。而且以前用个人名义出借的款项，收回借款比较困难，现在利用合作社的名义，不但多一层保障，必要时还可凭藉官厅的权力，加压力于欠债的农民。这就是‘集团高利贷’的好处。”^[163]

综上所述，新桂系大力推行的新式借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充其量也只是一种“赈贷”，其对当时民族地区乡村借贷环境的改善所起作用十分有限。新式借贷的资本规模之小，使得其无力动摇高利贷在乡村的统治地位，这就给高利贷的发展以可乘之机；其放贷政策和手续之严，增加了农户借贷的交易成本，导致贫困农户特别是少数民族农户难以从政府手中获得低利贷款；而富户将从银行借来的资金转而高利放贷，更使得政府的低利放贷蜕变为民间高利贷的一种，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高利贷在乡村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