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达纲领批判》导读：揭秘其成果

政治至简，简不过“理想”二字。若无理想主义的底色，世间政治难免沦于利益争夺的工具，趋于平庸化与世俗化。但现代政治自马基雅维利始，把自身圈囿在规则与博弈的基础之上，削弱了其道德理想国的色彩。在理想与世俗之间，十九世纪下半叶的这两股德国工人运动政治力量，其实大多数时候是摇摆在理想与世俗之间的，粗略地说，拉萨尔主义是其世俗的一极，而马克思主义则是其理想的一极。

自拉萨尔去世之后，全德工人联合会由约·巴·施韦泽（1833—1875）等领导。因拉萨尔本人的声望及拉萨尔思想中的用合法手段争取“国家”的帮助，乃至拉萨尔本人与俾斯麦的几次“密谈”与通信，都表明全德工人联合会的起点是温和的而不是激进的、是合法改良的而不是暴力革命的。这是拉萨尔主义切中当时德国政治现实的最核心的一点。这种潜移默化的对规则的无声认同，是后来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进入帝国议会议政的现实路径。以拉萨尔主义为主导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了政治平庸化与世俗化的一极。

而在1869 年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另起炉灶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试图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但无论是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还是他们的追随者，是很难从内核与主旨上把自己的思想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期望的“马克思主义”合而为一、准确契入的。因而在1875 年，当两派决定联合起来、起草党纲的时候，爱森纳赫派背负着捍卫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使命，但结果是不尽如人意的，至少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角度，“哥达纲领”的每一个字无不飘浮着拉萨尔的味道。而从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角度，他们尽力了；而且合并的大势当前，马克思主义与拉萨尔主义的理论差别及其甄别，其难度与深度超出了他们的能力。因而当《哥达纲领批判》摆在爱森纳赫派领导人的案头时，我相信他们的内心是巨浪滔滔而后如释重负的，而选择不公开发表，在1875 年筹备合并的关头，尚未合并便起分裂波澜，实是不智。拖到1891 年，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不得不默许的。在这15 年间，因为这一批判性文献的存在，实际上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对拉萨尔主义的反思从未停止。如同伯恩斯坦所说，“拉萨尔的错误在多数场合是其时代的错误”^[12]。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其后的发展中，其实也并没有让自己完全陷入拉萨尔主义的泥潭之中，换句话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与意识形态上是松散的、开放的，从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角度，他们在思想上保持着自始至终的自省品格。这即是拉萨尔主义在党内得以久批而不亡的重要缘由；但同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也始终保持着一丝清明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掬难能可贵的理论清泉，在“第二国际”（1889—1914）的时代，润泽出了无比绚烂、多姿多彩的思想之花。(www.xing528.com)

“哥达纲领”草案在有限度地参考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评意见之后，在1875 年的哥达合并大会上被投票通过，成为新生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正式纲领。“哥达纲领”的内容要点，可以简略表述为：一是劳动解放。消除任何形式的剥削，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二是采用一切合法手段，争取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三是在劳动人民的监督下通过国家帮助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合作社。四是要求普选权，实行普遍义务教育、新闻自由结社自由，禁止童工，保护妇女职业劳动，等等^[13]。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角度，这份纲领立基于近代欧洲社会的启蒙运动和人的解放的哲学，是一份地地道道的现代政党的政治纲领。而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角度，这份纲领的确带有拉萨尔主义的重墨浓彩，无怪乎马克思要说，“在合并大会以后，恩格斯和我将要发表一个简短的声明，声明的内容是：我们和上述原则性纲领毫不相干，我们和它毫无共同之点”^[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