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余天休友人称，余天休哲学的思想中心在于一个“动”字，他提出了凡事皆以动为本，宇宙间的一切物体无时无刻不在变动之中之论，人生是动的人生，宇宙是动的宇宙。“动”在任事上就是积极勇为、冒险攻势，而不惧其余。人们探究学问不为别的，学问的特点是作为“动”的工具而贵在致用，尤以科学为甚，倘学不为用，则学将失其目的。[1]“静以致动，宁静致远，淡泊明志”构成了我国哲学的主线条，而余天休这种以“动”为宇宙万物的基础和本原观，击破了我国传统以“静”为本的导向。当然，传统的“静”不是恒定不动，也是在“动”，但主要指内在的“动”，心性之动。心性无时无刻不在“动”，通过实践体悟道理、修养身心，做到知行合一，而举止行为从表象看来不好动，顺应自然，追求精神安宁。[2]余天休的“动”确指外在的“动”，即实践和行动，作用于自然环境，与人交往，而无其他。因受时势影响，他本人生活多变，职业及迁居地屡次变更，后移居他国，如是环境不断变化，即应该随之沉浮顺应，不可拘泥墨守，不肯挪移，原地踏步，此为“动”。这种观念与他出生于广东侨乡及留学西方、吸收了西方文化的某些特征有关系。
我国传统主体崇尚“静”，以静制动，但也有一股专门提倡“动”的思潮，特别是明朝以后，这种特征更是显著。典型的如王夫之，认为“动”其实为探索未知，探求过程中难免碰到困难，但不需畏惧。王夫之说如果因为“动”有吉凶悔吝之兆就虚极静笃，永日宴安，那人和块土无异。[3]明朝颜元习斋更是“动”学的集大成者，他说：“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又言：“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动，才者情之力。”颜元阐述，凡能成事者，必有一种“动”的心情在起推动作用，若连“动”的心思都没有，何来具体行动本身。爱静空谈之学久，必至厌事，厌事必至废事，遇事即茫然，对事冷漠无动于衷，优哉游哉，空无结果。余天休延续了王颜这一派的观点。
余天休思想观念的基础是“动”，“动”的含义指扫除惰性苟安、虚幻寂灭，避免因循敷衍、消极无为。但同时“动”不是妄动，而是动之得当、动得适宜，为一“适”字，动适于天时、适于地利、适于人和、适于天下万物，而常存矣。适合之动或自然之动，或合理之动、常态之动，而有定律之动；反之，举动为无常之动、变态之动，无定律之动、而随时随地与其他诸物发生摩擦冲突，则消耗过巨，积劳过分。只有生存之动，才得快乐、幸福，是乐观、有前途、有希望，此在人间演化为风俗，是习惯、是纪律、是道德、是理想、是和平、是人类至高至上的理想与目的，小而促进个人友谊，次而安定邦国，大而可致世界和平与人类大同。[4]“动”不是盲动乱动，所以动和静有关系，没有完全摒弃“静”的元素。“合适之动”者，能得到个人人生的快乐幸福，而且与社会风俗纪律习惯道德关联起来。“合适之动”是人与人交往的良性法宝，又上升到安邦定国与世界和平的高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合适之动”定为哲学观念毫不为过。而与“合适之动”相反的“变态之动”，结果则为自然淘汰，将使社会发生冲突。基于此，人不可妄动，始考虑周到，方可致动，否则必将招祸，悔之不及。“动”要动得合适，“不合适之动”对施动者来说劳身伤体无所收获，而且损害他人，招致人生的不快乐不幸福，希望减少，前途暗淡。不良社会道德风气也与妄动有直接关系，影响国家安定。余天休中年以后尤其体察到了这一点，他建立道家学院，他的“合适之动”吸收了传统尤其是道家的思想。道家主张与时迁移，应物变化，无为而无不为，独任清虚为治，借助道学，实际融合，重申了我国传统对待动静关系的理解。
“动”何以带来社会冲突和问题？余天休对比解释为：因人均具有“能性”，人体内存剩余精力，除了用于身体运行消耗与正常衣食住行及解决家庭问题外，尚有余力致社会安危，这个“能性”必须消耗。如何消耗？为此可引导民众从事宗教活动、体育运动、文艺活动、学术辩论、妇女选美等，消耗人们的剩余精力与闲暇时光，如此，社会井然有序，社会问题迎刃而解。
活动必须有秩序，有步骤，否则不稳，不稳则乱。为求国家社会安宁，务改进个人活动方向，务使人人各得其所，得经济精神欲望之满足，则政治自行平稳，如提倡远足，增进对自然之美感，举行运动活动体力，减去闲暇，提倡娱乐活动以调剂疲劳，增进兴趣。人静极则过剩生活力无从发泄，必思活动以资调剂。所以善治国者，必多修庙宇，引人赴庙参佛，以消磨其闲暇时光；再提倡社会运动使人注意而转移其对国家社会之目标，因人好奇，凡新学说或新运动皆愿参加。再次提倡各种比赛、演讲辩论，优胜者奖之，则人们欣然参加，以其好名争胜之欲有所安慰；此外，妇女涂脂赛美，或市民赛马赛狗，皆为自投所好而致精神有所寄托。此皆为改变活动方式大略。总而言之，个人每日工作之外，日有闲暇甚多，一旦无事，则感觉无聊，倘不利用，则必冥思妄动，且图谋不轨，匪徒吸毒者多因消磨无聊光阴之举动。故因势利导，使人人精神有所寄托，则无腐化恶习的行为，或图破坏社会国家的举动，而升平之世亦可实现。[5]
余天休在此提出“能性”及剩余精力说，其意在中性地说明人破坏、危害社会的缘由，破坏不是出于本性，而是个体精力和内在之“动”无所排遣而为之。世界上原本很多事是没必要发生的，但对社会的破坏之事从来没有停止过，可是当局者迷，当事者并没有清晰地认知到这其中的无谓和无价值，以至于做了许多本不应该做的无意义之事。归结起来，无非是内在能性莫名驱动使然，内在活力有必要舒展蔓延开去，指向、针对一些具体对象，若内在能性激烈不可遏制，则可能发生迷离怪象被一时所惑。如果合理地对其加以疏导，将这些剩余精力施于有益于身心及社会的行为，则社会的不良现象必将减少。“能性”类似于弗洛伊德的“力比多”概念，都出自人的本能和内在本性结合余天休在后面所述的群治方面引入心理术语的创造性发明，“能性”说源于心理学并不奇怪。再联系余天休博士的求学经历，即曾就读于由美国第一位心理学家出任校长的克拉克大学研究院，这点就更容易理解了。这种学说使人想起“多建一个足球场就可以少建一所监狱”的戏说，也使人联想到“若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的箴句。
古人还有“无事生非”之说。无事者最容易无中生有，生发事端；反之若有事，则自不生非，寡欲莫过于劳作，劳作者无暇思欲。颜元说：“吾用力农事，不遑食寝，邪妄之念，亦自不起。”还说：“人不做事则暇，暇则惰，惰则疲，暇、逆、惰、疲，私欲乘之起矣。”劳累不堪，何以有空闲起歪念胡思乱想。所做之事含政治、经济、文艺、学术、体育、选美等活动，有些活动能带来实际功效，有的则属于茶余饭后的消遣，但同样使人舒缓内在多余储存的能量，使其平和，否则，就可能去攻击他人，甚至危害社会。(www.xing528.com)
归结起来，人既不可不动，也不可胡乱动，动有善动，也有恶动。“合适之动”就是积极勇为，格物致知，充分考虑周围环境的特征，采取合适的行动路线，达到动能合一，实践与知识相结合，类似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余天休友人认为余氏得自王阳明心学滋养居多。王阳明在他的《传习录》中记载说：“路歧之险夷，必待亲身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亲自履历而已先知路歧之险夷者邪？”又言：“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岂有不待入口已知食味之美恶者邪？”这都是在说实践的功效，实践越多，对人的心力培养效率越高。王阳明经常告诫其弟子要在事上磨炼功夫，锻炼意志。“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每做一事，就是在磨炼意志心境。他告诫弟子做事需出自良知，秉承良知，良知为本体，事无止境，以良知应之即可，方可知行合一：“知之明觉深察处即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知行功夫本不可离。”[6]行为的底线为良知，良知在行的基础上一再确认，这就是事与知合，以良知的认识而行动，综合起来即为余天休的“合适之动”，“合适之动”提升了“知”与“行”的契合程度。动而有能，能而有知，动是首先发动的因素，但不同的是，余天休在传统的行和知之间加了一个“能”，进行能性能量的消耗引导，达到知行合一，这种观点融汇了西方行为主义的心理学说。[7]
“合适之动”之后上升为治国理念和宇宙人生定律。余天休言善于治国者，应激发人民好“动”，发现人民喜欢和擅长的行为，鼓励这种行为，不可遏制它，同时必使人民动作合理、行止有度，对“动”进行合理认知，使之不触犯法律道德界限。人们喜欢经济活动就予以鼓励而不是压制，让人们发财致富，但同时规范制度法律，使这种行为合适有度、人人可享，不致发生激烈的冲突对抗。余氏由此将“动”的理论上升为宇宙原理。他说宇宙间有三大原理：一为静性，一为动性，一为适应性，静保守而具有建设性，动浪费而具有破坏性，此二性之间，则适应性属焉。物极必反，理所当然，国家社会欲求发达，绝不可走极端，务使阴阳调和适当，然后可以符合中庸之道。不偏谓之中，不倚谓之庸，中庸力量常在维持两端。故政治政策重在“执中”，社会乃达到安宁，否则必失其平衡度而倾覆。[8]“合适之动”上升到宇宙原理，竟取儒家“中庸之动”之意，强调政治中庸的必要性。与儒家不同的是，余氏强调“动”之中庸，而非“静”和“止”的中庸，是在确定“动”的合理前提下的现代“中庸”，以后我们所论余氏的新“中庸说”，如经济中庸平衡的总括含义，都取自以“动”为主的动态平和之意。
研究历史者同样需要了解“动”的理念。“动”的哲学贯彻于人类历史中，因历史不外乎表现人的“生活力”、求生存发展之力。“人类历史所经历之事实，不外‘动’与‘求’二字演绎之，无论何时何地，均不能越出此范围。人类何须‘动’，此理甚简，人为动物必须生存，既欲生存，自须活动。所谓历史云者，不外人类生活力（energy）的表现而已，此种生活力，亦即历史上之原动力。”[9]历史是人的组合，历史看起来不过是文本，但这文本不是静止的，而是人的生命力、思考力的表现，是人的内驱力在此阶段事件中的种种表演呈现。历史给予我们经验或教训，就是在说有人动得合适、有人动得不合适罢了，其中的行动差之毫厘，而谬之千里。
余天休“合适之动”的理念，有若是孙中山的“行易知难”学说，孙中山先生认为，行在知后，以行求知，因知而行，知从行中来，不行则不知。孙中山的“知行合一”同于余天休的“动”学，动如何做到无偏倚不失？只有在知的基础上，知之越深，行之越切，将知反于行之中，才能造就优良结果。若只动不知，则是盲动乱动，胡乱实验实践，付出了不必要的时间成本，不是在行的过程中认真思考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谨慎从事，那这样的“行”一般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却无所获。“动”本身要求合理，要么不动，虚以待劳，知止去危，一动必有所成，行必有获。所以说行易知难，知道怎样“行”合适很难，也是“合适之动”的全部含义。
总而言之，余天休的哲学理念以动和实践为主，将道学、儒学的理念辅助其间，并结合个体体验和西方之学，演化为他的不盲动、有目的有节制的“合适之动”观。余氏推崇道学，谓道学为适宜动学，知止保身，无为而治。无为不是不为，而是为合理之为，言必有中，行必有果。不中之言、无获之为，不如不言不为不动。妄动常常误事惹祸，不如以静制动，刚柔并用。[10]道学阐述合理之动的精髓，道学包含合适行动的全部含义，此种认识，若非深得社会人生之理，饱含丰富社会经验，很难体会出来。如今有人但知尽情表现表演，绞尽心力，殊不知多数无甚意义，仅供一笑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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