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国际风云变幻，美国影响力在拉美的兴衰演变或可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即早期的控制时期，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领导时期（以古巴革命胜利为变化标志），和“9·11”事件后的调整时期。门罗宣言发表后，美国视拉美为自己的后院，排斥其他国家染指美洲事务，直到古巴革命前，美国控制拉美的形势从未受到挑战。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冷战结束期间，美国在拉美开始扮演领导者的角色。肯尼迪倡导的“争取进步联盟”、里根的“加勒比盆地计划”等为拉美国家提供了经济援助，把拉美纳入美国价值观指导的资本主义发展轨道。后“9·11”时期，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地位的重要性有所下降，美国对拉美政策一直处在调整中，甚至提出“门罗主义”的终结。
然而，美国真的不再把拉美这个“后院”当作自己的势力范围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克里“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话言犹在耳，另一位美国国务卿就等不及地直抒胸臆了。2018年2月，时任特朗普政府国务卿的蒂勒森出访拉美，2月1日，他于出访前一天在得克萨斯大学发表演讲时说，美国对拉美关系的三个支柱是经济增长、安全和民主。同时，蒂勒森称中国和俄罗斯是“只谋求自己利益的新的帝国强权”和“捕食者”，指责中国通过“不正当贸易”使拉美获取“短期好处和长期依赖”，损害拉美的制造业。指责俄罗斯“通过销售武器和军事装备”支持“不尊重民主价值的政权”。呼吁拉美国家与美国一道抵制“外来帝国强权”。蒂勒森称“拉美不需要只谋求自己利益的新的帝国强权”，“拉美国家应该和美国合作，而不是和那些新的帝国主义”，“我们地区应该抵御不反映我们基本价值的外来强权。美国与这种外来强权明显不同。我们不寻求不对称利益的短期协议，我们寻求伙伴。……美国是拉美最稳定、最强大和持久的伙伴”。[8]
1984年，曾任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委员的玛格丽特·戴利在《拉丁美洲和美国国家利益：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一书中写道：“从经济上说，拉丁美洲对美国是重要的，由于该地区力量迅速发展，它对美国将越来越重要”；“拉丁美洲在政治上对美国极为重要……在衡量美国在世界上的力量和影响时，保持美国在西半球的优势是重要的。”她还认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是要在西半球存在稳定的、友好的和繁荣的国家，使商品和劳务能在地区内外自由流动，并不许任何敌对外国在拉丁美洲施加影响。”[9](www.xing528.com)
30多年过去了，蒂勒森的话，是玛格丽特文章的最新备注，也是“门罗主义”的21世纪版本，美国不惜动用强权维护其在拉美利益的根本态度从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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