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国际风云变幻,美国影响力在拉美的兴衰演变或可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即早期的控制时期,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领导时期(以古巴革命胜利为变化标志),和“9·11”事件后的调整时期。门罗宣言发表后,美国视拉美为自己的后院,排斥其他国家染指美洲事务,直到古巴革命前,美国控制拉美的形势从未受到挑战。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冷战结束期间,美国在拉美开始扮演领导者的角色。肯尼迪倡导的“争取进步联盟”、里根的“加勒比盆地计划”等为拉美国家提供了经济援助,把拉美纳入美国价值观指导的资本主义发展轨道。后“9·11”时期,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地位的重要性有所下降,美国对拉美政策一直处在调整中,甚至提出“门罗主义”的终结。
然而,美国真的不再把拉美这个“后院”当作自己的势力范围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克里“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话言犹在耳,另一位美国国务卿就等不及地直抒胸臆了。2018年2月,时任特朗普政府国务卿的蒂勒森出访拉美,2月1日,他于出访前一天在得克萨斯大学发表演讲时说,美国对拉美关系的三个支柱是经济增长、安全和民主。同时,蒂勒森称中国和俄罗斯是“只谋求自己利益的新的帝国强权”和“捕食者”,指责中国通过“不正当贸易”使拉美获取“短期好处和长期依赖”,损害拉美的制造业。指责俄罗斯“通过销售武器和军事装备”支持“不尊重民主价值的政权”。呼吁拉美国家与美国一道抵制“外来帝国强权”。蒂勒森称“拉美不需要只谋求自己利益的新的帝国强权”,“拉美国家应该和美国合作,而不是和那些新的帝国主义”,“我们地区应该抵御不反映我们基本价值的外来强权。美国与这种外来强权明显不同。我们不寻求不对称利益的短期协议,我们寻求伙伴。……美国是拉美最稳定、最强大和持久的伙伴”。[8]
1984年,曾任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委员的玛格丽特·戴利在《拉丁美洲和美国国家利益: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一书中写道:“从经济上说,拉丁美洲对美国是重要的,由于该地区力量迅速发展,它对美国将越来越重要”;“拉丁美洲在政治上对美国极为重要……在衡量美国在世界上的力量和影响时,保持美国在西半球的优势是重要的。”她还认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是要在西半球存在稳定的、友好的和繁荣的国家,使商品和劳务能在地区内外自由流动,并不许任何敌对外国在拉丁美洲施加影响。”[9](www.xing528.com)
30多年过去了,蒂勒森的话,是玛格丽特文章的最新备注,也是“门罗主义”的21世纪版本,美国不惜动用强权维护其在拉美利益的根本态度从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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