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以来，君权的嚣张，阁权的更迭，其结果是一步步加剧了士大夫的离心；而万历朝的政局更为诡谲多变，以至于百官相互攻讦，门户之祸大起，可以说，当时言官与政府势同水火，其根本原因已不在于具体事件与具体个人，而在于整个体制的崩坏。相应，从沈汉因嘉靖初李福达之狱而断然弃官以来，至其子孙沈嘉谋与沈侃，三代人的出处选择直接影响了沈璟。沈璟在父辈期许下，少年登科，因立储疏而名满天下，又因卷入顺天府试案而弃官家居，在历尽宦途风波，深感才高受嫉、是非难明下，沈氏最终滋生出一种彻底的绝望。他的以词（曲）为隐，一方面，试图以重构曲学来重新接续诗文复古的精神；另一方面，却以寄遁曲学消解了复古诗文之道；最终，又以了断尘缘消解了曲学之道。从今天来看，沈氏考音定律的意义更在于学术本身，他的复古尚元实际上是用治史的方式，而且是考据（源）的方式来治曲，《南九宫十三调曲谱》的出现，也正是晚明博学考据之风渐次兴起的表征之一，而成为晚明曲学独立的标志之一。
汤显祖与沈璟无疑是晚明曲坛最引人瞩目的人物，无论王骥德所勾勒的汤沈之争，其事实真相如何，所谓一主“格律”一主“才情”，这其间所隐寓的曲学内涵及其衍变，直接成为我们重构晚明曲学的关键所在。长期以来，研究界扬汤而抑沈，因此，重新发明沈璟的曲学意义，进而重考汤沈之争，是为当务之急。问题在于，如果从一开始，王骥德等人对汤沈曲学的解读就已经有所偏差，那么，我们今天如何联系当时士林精神与文学思潮的大变局，重新抉发汤沈曲学意义及其所隐喻的精神内涵？或者，以沈璟为主体，发明汤沈时代，即嘉靖万历时期的政治变动，以进一步了解汤沈二人何以最终都选择了曲学作为精神寄遁的场所，并形成不同的曲学观念，是为第一步。(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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