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悦以狂诞终，杨循吉以狷隘结，祝、唐二人亦狷亦狂，且日趋世俗，吴中士风，自桑悦以来日趋疏狂，祝、唐不过个中典型，其间唯文徵明性格似趋于端正方古。前章论吴中四子已略及徵明，此特辟一节，殆因衡山享年九十余，于诸子纷纷谢世后，犹主文坛数十年；如此，正可于衡山其人略见嘉靖间吴中风气。
徵明（1470—1559），名璧，别号衡山。其祖洪，以乡荐授涞水教谕。父文林，成化壬辰进士，除永嘉令，复知温州，俱有政声。志云：“郡多盗讼，俗尚鬼，好溺女，悉为科条处分，莫不备善，郡狱屡空，前后所毁淫祠殆尽，作旌范，训其民，禾生骈穗，凡连上七疏，皆赋役章程不可已之事。”[126]文林一生，慨然以礼乐自任，其于地方种种作为，正与馆阁中吴宽等人之议论相互呼应，因此亦每为吴宽所称誉。衡山少时即游于吴宽、李应祯、沈周诸父执门下，后用尚书李允嗣荐，授翰林院待诏，得与诸词臣同列；然虽居清选，却忽忽不自得，遂连岁乞归，张璁、杨一清先后援之，皆傲然不与。衡山白眼权贵，与诸子正复相似，然其行止却每以端方古介见称，或者未免父执之遗风。然而，衡山性虽古介，却亦性情中人，别具一段风流。时人曾云，钱同爱每饮必用妓，衡山平生不见妓女，二公却一生交好；而衡山以“乐府新传桃叶渡，彩毫遍写薛涛笺”句特为徐霖传神；[127]又云：（衡山）“最喜童子唱曲，有曲则竟日亦不厌倦”，[128]如此种种，已可见其风流不减。大抵性情自适，各有所择，放诞与否亦不过皮相而已。
尤可异者，于“文”与“道”之间，衡山之态度亦颇为优容。嘉靖九年，文徵明为钱元抑撰墓志铭，备述其正德末为太常寺典簿时，曾上言谏阻用羽流为太常卿，“秩宗之任，典司礼乐，统和神人，职重位尊，不宜以异端参列其中”；又与道学者游，务治心养性之学，“每以文艺丧志讽余，而勖余以道。余笑曰：‘人有能有不能，各从其志可也。’一时或有异同之论，而余与君实相好无间”。[129]洪武初，宋濂慨然以礼乐自任，主张文以载道，此径不能，遂终生怅怅，“吾岂文人忽哉”；正德之时，李梦阳辈则以文人自命，试图复古文以证道，此径又不能，遂有终生折而游戏于笔墨间者；至嘉靖初，两京亦道学毕集，汲汲于礼乐之事，然而，其势已如螳臂挡车，是拘泥而不知圆通者矣，[130]正不妨淡然以处之——文也罢，道也罢，在文徵明看来，也只是性情自适，各有所择耳。
如此看来，衡山即与祝、唐辈同优游于江湖之中，又浸染文林、吴宽、沈周之流韵，寓风流于古介之中，宜乎继沈周之后领袖词坛。钱谦益有赞云：“其为人孝友恺悌，温温恭人，致身清华，未衰引退，当群公凋谢以后，以清名长德，主吴中风雅之盟者三十余年。”一代士林精神于消解师道之后，渐趋圆融会通，一时大江南北彼此呼应，而渐开晚明词坛之风气；文徵明得以主盟吴中词坛，其意义亦正在于此，且尤驾于金陵顾东桥之上。以曲而论，衡山词渐次脱却祝唐之俗趣，而渐趋雅淡，也正开后来散曲文人化一脉。
师道自任，欲有所为而不能，则不得已假文以抒愤；而所谓会通者，无论“文”“道”俱以游戏之心处之，于是文章之道只是适情怡性——古之乐也罢，今之乐也罢，种种诗、词、文、曲、杂剧，古体、近体，俱因性情而取择。于是乎，晚明之时，后七子之首王世贞，实以会通之精神重张复古之旗帜；[131]故此之后，继之遂有公安一派大兴，而曲坛也随之日新月异。个体性命之思考，自此渐趋优容，晚明士子在不堪承受师道之重负后，日趋于世俗之狂欢，所谓精神逃亡之旅自此而始。文徵明及其领袖下之吴中词坛，可谓得风气之先，而南曲之雅化，即昆曲之兴，首先集于吴中，亦非偶然。
礼记：“吴中”释义：
去岁冬，于某“江南”会议上，与会学者曾议及拙文中小注有关“吴中”概念种种，甚感雅意。此文系五年前旧作，当时撰写《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一书，并考有明中叶（成化至嘉靖）南京、吴中曲家曲风之变，后来以二地曲风实与晚明演剧关系更密，遂刊落未收。撰作期间，曾闲览四库所收明人著作，因集部而及子、史，至张国维《吴中水利书》一种，因其“吴中”一域所涉较广，遂随手著录。今重按张氏书，并及二三相关书籍，就“吴中”一义，所涉文献，略加整理，以飨四方君子，或有以教焉。
宋时有单锷其人，嘉祐间进士，撰《吴中水利书》，所叙为苏州、常州、湖州三地，如此，以吴中称谓苏州府以外地域，在宋时已然。
嘉靖间无名氏所撰《吴中水利通志》，分叙苏松常镇并杭嘉湖七府，则“吴中”所括地域，实已包括整个东南水系。
至天启间，张国维《吴中水利书》叙东南水利，止及苏松常镇四府，而以“吴中”为名，并于凡例中略揭其命名源委：
东南水利曰集，曰录，曰书，曰考，种种繁伙，然言持一家，议主一时，惠偏一郡一邑，或师古而悖今，或详今而略古。兹纂自三代以还，凡关水利典故文章纤悉毕收，以备参核，故曰全书。又披往帙止叙苏松常镇四郡，径称三吴，称江南。夫建业、绥安、姑孰、宛陵、新安并在江南，吴兴、临安乃西吴，仅附见水源，遽以统呼，于义未称，今酌名吴中为当。
同时，开卷所列东南七府水利总图，则于苏松常镇之外，又及杭嘉湖三府。并道：
水利全书为苏、松、常、镇而作，乃总图兼杭嘉湖者何？吴中之水，繇杭湖发源，自西南而倾东北，嘉禾亦其流驶停泓之境，非合七郡，莫悉端委。[132]
由此可知，张氏于“吴中”二字，特有辨明，以为前人叙苏松常镇四郡，径称三吴，称江南，于义未称，而改名“吴中”。此一“吴中”，已明确剔除杭嘉湖诸地，如凡例中道西吴吴兴、临安仅附见水源，遂不得以三吴统呼等等；[133]但由于吴中之水，源于杭湖，遂于总图中兼而叙之。
由此而言，水利书系列于“吴中”这一地理概念多系泛指，而所指称亦略异，或指苏常湖、或指苏松常镇，甚则统括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按其原因，大抵即水系而言，如叙吴中之水，非合七郡，莫悉端委，其中，张国维曾则明确将吴中限定为苏松常镇四府。
亦正是因此，万历间沈子由《吴江水利考》，虽仅以“吴江”命名，然所录所考已波及七府，“是书大旨以吴江为太湖之委，三江之首，凡苏松常镇杭嘉湖七郡之水，其潴于湖、流于江而归于海者皆总汇于此，故述其源委之要，蓄泄之方，辑为一编”[134]。
【注释】
[1]参李舜华《南教坊、武宗南巡与金陵士风的变迁》，《文化遗产》2009年第2期。
[2]早期各家文学史及文学家辞典多作“1488？—1521？”或“约1488—1521”，如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4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125页；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撰《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046页；羊春秋《元明清散曲三百首》，岳麓书社，1992年，第335页。近来《全明词》也作“生卒年不详”，此后又道“明正德间袭济州卫指挥”，亦均有误，参下文。中华书局，2004年，第447页。
[3]《全明散曲》，齐鲁书社，1994年，第446页。近按赵曼初《陈铎考证》一文，也注意到李开先这则材料，并引陈氏《草堂余意》卷下《秋意》“氐州第一”，考为“1450？—1507”，《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
[4]张仲谋《明词史》最早主张此说，此书于陈氏卒年并未详作考订，仅云：从《草堂余意》题署来看，“毫无疑义地表明，陈铎所和的《草堂诗余》，不可能是任何别的版本，只能是武林逸史编次、明嘉靖二十九年顾汝（敬）所刊本《类编草堂诗余》”，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52页。然而，自张氏书出后，嘉靖说似乎颇有影响。另，李昌集《中国散曲史》将陈铎在世定为1460—1521年，并以为陈铎创作如此之丰，很可能活到嘉靖年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653页。
[5]路工辑校《李开先集·闲居集之六》，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第335页。
[6]卞荣《卞郎中诗集》卷4，《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35册，第457页。
[7]此书所收诗文小注多标有“元宵”“春日”“中秋”“初度”等字样，或直接标明年份。
[8]当然，卞氏诗集是否以编年排序并不能完全确定。不过，如果我们说卞氏题写赠别诗时，陈铎方二十余岁，可能较合常理。这样，陈氏生年的上限也以定在1442年比较合适。
[9]《万历野获编》卷25，第640页。
[10]《明史》卷286“文苑二”第7356页。顾璘长期以来即被视为李何复古运动在南方的代表人物，或者，也正是因为当晚明清初人从李、何复古一脉来梳理文学的嬗变时，陈铎具体生于何时便不再重要，他不过与徐霖等人一样，都是为映衬顾璘入主词坛而存在的。
[11]《客座赘语》卷6“髯仙秋碧联句”，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154—155页。
[12]廖可斌著《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一书，将正德六年到嘉靖初视为前七子复古运动的第三阶段，其特征便是复古思潮开始分头发展，而形成若干地域群，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77页。
[13]参《明史》卷286“顾璘”，第7354—7355页；《列朝诗集小传》丙集“顾尚书璘”，第339页。
[14]嘉靖间顾璘撰有《国宝新编》一种，共录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祝允明、孙一元等“亡友十三人”“续亡二人”，为之传赞，如四库馆臣所说，“盖感于知交凋谢而作，略缀数语以存其人，亦柳宗元《先友记》类也”。《四库全书总目》卷61“国宝新编”，中华书局，1965年，第551页。
[15]顾璘《凭几集续编》卷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3册，第319页。
[16]陈铎年轻时即以著述见长，如前述成化中以诗见称于卞华伯，成化十九年又刊有《词林要韵》一种，而徐霖活跃于文坛的时间则主要在正德时期。徐氏虽以擅音律见长，但曲作甚少，仅有若干与陈铎富文堂联句及正德时应制曲保存下来，种种传为徐霖所撰的传奇也无法证实。从史料来看，徐霖正德之时最为艺林推赏的倒是他的篆书。另外，卞荣自天顺八年退隐后，啸咏山林，卖文为生，在当时影响极大，甚至被誉为吴越第一人，可以说，他在奖掖后进、鼓吹风气方面与后来的顾璘颇有相似之处。
[17]关于“戏曲领域复古运动”的提出，其发生、发展、嬗变的历程，以及与诗文领域复古运动之关系等，可参李舜华《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演剧史”第四章。
[18]按隋树森所考，《雍熙乐府》选陈铎曲作77首，其中10首见于《盛世新声》，23首见于《词林摘艳》，有18首明确标注“明陈大声”，隋树森《雍熙乐府曲文作者考》，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第6—7页。陈铎之外，也略及数名明中期曲家，然而，仅涉及一两曲作，且作者大都存在争议，暂无争议的有唐伯虎1首、王舜耕2首，又仅见于《雍熙乐府》。
[19]陈霆（约1477—1550），字声伯，浙江德清人。弘治十五年进士，官刑科给事中，正德元年因忤瑾党而谪判六安州。后累官至提学山西，年方壮盛，遽致仕，归隐渚山，嘉靖中屡征不起。
[20]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2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6册，第553页。
[21]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陈指挥使铎”，第351页。
[22]《邳州志》今存最早刊本为明嘉靖十六年十卷本。其中卷六为人物，卷七至卷十为词赋。依次而下，复有康熙三十二年刊本、乾隆十五刊本。俱为十卷。卷七为人物。参赵明奇《邳州地方志版本述略》，《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笔者所见为清咸丰元年刻（道光重刻）本，20卷，陈政传见卷15“人物下”，陈铎传见卷7“艺文附”。赵曼初《陈铎考》称明代官修《邳州志》载铎为邳州人，“文之曾孙，都督政之孙也”，此条亦见《全明散曲》“陈铎”条附录，俱署卷七。而《全明散曲》又附《邳州志》卷15所载陈政小传，俱与咸丰本合，恐所据皆为清志。
[23]传见《明一统志》卷13、14，又见《皇明功臣录》卷14、15。
[24]参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74谥法五，中华书局，2006年，第1416页。《明英宗实录》卷139：“正统十一年三月……南京中军都督右都督陈政卒，遣官赐葬祭。”《明实录》第16册，第2753页。
[25]闻人诠等《（嘉靖）宝应县志略》卷1，《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1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第19页。《（民国）宝应县志》卷17，《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49》，江苏古籍出版社，第257页。
[26]今顾璘《顾华玉集·息园存稿文》卷1收有一篇《开国功臣录序》，署“代作”，即此序。
[27]此书在晚明影响甚大，而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在考辨国初史迹时，经常引用此书，或以此书证他书之讹误，或辨其自身之讹误。至于《一统志》，是书成于天顺五年，四库馆臣称其“杂有嘉靖、隆庆间建置，当是后来增补，已不复天顺旧貌”，《四库全书总目》卷68“一统志”，这之间不排除陈政的传记出现较晚，甚至有在《功臣录》之后的可能。
[28]严嵩《钤山堂集》卷40《成国太夫人陈氏墓志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56册，第351页。
[29]上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千顷堂书目》卷22叙陈铎时，作“济川卫指挥”；然而，今本《千顷堂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刊，其底本乃《适园丛书》1920年增订本）同卷却作“济州卫指挥”，亦为今人所引。
[30]永乐初置济阳卫、济州卫、通州卫等北平都司七卫，为亲军，此七卫与永清左卫、永清右卫、彭城卫又称上十卫。参《明史》卷76、90。《明一统志》卷1并道京师“济阳卫在居贤坊，济州卫在金城坊”。南京所设卫所亲军，则有江淮卫、济川卫等，参《明史》卷76、90。《明一统志》卷6并道：南京济川卫在江东门外，江淮卫在大江北。
[31]《明史》卷90所载在外北平都司七卫已讹济州卫为济川卫，卷76又将南京济川卫讹为济州卫。此一错误在万斯同等撰《明史》中就存在。
[32]分别见《明英宗实录》卷152、330，《明实录》第16、21册，第2987、6796页。
[33]杨荣《文敏集》卷21《黔宁昭靖王夫人耿氏墓志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0册，第336页。
[34]据《明英宗实录》卷73“正统五年十一月”载“己未，封驸马都尉沐昕母颜氏为夫人赐诰命，从昕奏请也”，则昕实为沐英侧室颜氏所出，《明实录》第14册，第1419页。
[35]杨士奇《东里集》卷21《太傅黔国公夫人程氏墓志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8册，第246页。
[36]程敏政《明文衡》卷89《故沐夫人方氏墓志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74册，第688页。
[37]倪谦《倪文僖集》卷29《中都留守司正留守徐公墓志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5册，第565页。
[38]李贤《古穰集》卷10《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太保成国公追封平阴王谥武愍神道碑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4册，第580页。
[39]《明史》卷161应履平传，第4377页。
[40]《明英宗实录》卷6，此引文前尚有南京守备襄城伯李隆请修治守卫军盔甲兵器的记载，《明实录》第13册，第122页。
[41]当时，一代名臣薛瑄、陈敬宗、顾佐、黄福等人俱曾往来南京，而宣德七年应履平弹劾陈政事，与宣德四年顾佐慨于南京宴乐之风、请禁官妓，其性质与意义亦复相似。文武矛盾与洪武以来政局之嬗变，及诸臣之事迹，相关考论参李舜华《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演剧史”第一章及前揭《南教坊、武宗南巡与金陵士风的变迁》一文。
[42]《明史》卷154黄福传，第4227页。
[43]李贤《古穰集》卷29杂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4册，第784页。
[44]陈敬宗在景泰元年也引年致仕。南京制作的风流云散，与正统初整个政局的变迁——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重臣渐次退出舞台——其实是相互呼应的。
[45]《明英宗实录》卷6，《明实录》第13册，第122页。
[46]于谦《忠肃集》卷9“杂行类”，《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4册，第297—299页。
[47]倪岳《青溪漫稿》卷20《与兵部论快船事宜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1册，第272—273页。
[48]晚明广为流传着一则佚事，指挥陈铎偶因卫事谒魏国公，曾当场高歌一曲。徐公斥曰，身为金带指挥，不与朝廷做事，牙板随身，何其卑也，竟挥之去。这则佚事几乎成了一种隐喻。当李隆离开南京以声妓自安以后，南京军政迅速衰落；同为世袭武职，也许魏国公还怀抱着重振祖业的梦想，而陈铎却早已将自己放逐到了歌儿舞女之中。《金陵琐事》卷3“牙板随身”，南京出版社，2007年，第110页。只是这一文学图景的变迁只能留待后叙了。
[49]洪武二十五年敕制《洪武京城图志》为十六楼，然永乐中晏铎《金陵元夕》（明姜明叔《蓉城诗话》）诗已有“花月春风十四楼”句，后来《雍熙乐府》卷4【仙吕·点绛唇】“洪武天开”、卷五【仙吕·点绛唇】“岁稔时丰”，《正德·江宁县志》均作十楼，明沈德潜《万历野获编》补遗卷3“畿辅·建酒楼”则云十五楼。
[50]参李舜华《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绪论及第二章第一节。
[51]俱见《明史》卷158，第4311、4313页。
[52]孟森《明史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37页。
[53]薛瑄正统初举为山东提学佥事，首掲白鹿洞学规开示学者，延见诸生，亲为讲授，皆呼为薛夫子，景泰二年推南京大理寺卿。参《明史》卷282薛瑄传。
[54]《明史》卷163陈敬宗传，第4425页。
[55]李舜华《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在分析此三朝礼乐之事时，曾道：“由于朝廷多事，无暇制作，帝王观剧也只是因循旧例，不曾大事更张；再则，君师共治之意渐复，帝王无论是勤政，还是沽名，亦多能听从廷臣谏阻，于宴乐上略加节制。”第37页。除此之外，尚需进一步点明的是，既然君师共治之意渐复，又当多事之秋，于是，君臣之间自然亦无须就礼乐之事日逐讲论，但因循旧制可矣。可以说，有明正统至天顺三朝在礼乐制作上简省，其实与渡江后的南宋但以清净无为是尚，颇有几分相似。
[56]《钦定续文献通考》卷104、105在历述明代乐制时，便数次提到成、弘、正、嘉时命南京造新乐器，或取南京新乐器事。
[57]李日华《紫桃轩杂缀》卷3“市井”，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291页。
[58]成化三年，罗伦复原职，改南京，居二年，引归。黄仲昭贬南京大理评事，弘治改元，始迁江西提学佥事，久之乞休。庄定山谪南京行人司副，居三年，以母忧去。章枫山谪南京大理左评事，数年后，引归讲学二十余年。本传俱见《明史》卷179。
[59]参李舜华《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第186—187页。(www.xing528.com)
[60]《钦定续文献通考》卷10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9册，第68页。
[61]《明史》卷163陈敬宗传，第4425页。
[62]祝允明撰《野记》卷3便提及家妓奏乐之语，不过祝氏用笔一贯恣肆，此条所记亦颇多小说家言，甚至误襄城伯李隆为丰城候李贞，尚公主云云。《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40册，第45页。这一点，早在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23“史乘考误四”中即有发明，不赘。中华书局，1985年，第410页。
[63]参李舜华《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第481—486页。
[64]《钦定续文献通考》卷105，第75页。
[65]参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25《王阳明上父亲二札》之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27册，第111页。
[66]其中马、张二人后来也历官南京。
[67]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5“俗乐有所本”载，武宗南巡时曾自造《靖边乐》，传授南教坊，晚明吴中颇为盛行的“十样锦”即是由此演变而来，第650页。《戒庵老人漫笔》卷一也有类似记载。
[68]参《皇明世说新语》卷8、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4、周晖《金陵琐事》（国学珍本文库本）卷4相关记载。
[69]据《尧山堂外纪》卷90载，武宗征宁王凯旋，驻金陵，复渡江幸杨一清第，君臣诗酒往来，王鏊有四绝句记之，其一曰：“漫衍鱼龙看未了，梨园新部出西厢。”《续修四库全书》第1195册，第111页。
[70]参《万历野获编》卷25“弦索入曲”，第641页。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16“香奁艳语”，中华书局，1958年，第315页。
[71]以上俱参《明史》有关本传或儒林一，其中在礼部（包括太常）者有吕柟、杨廉、潘府、魏校、何瑭、夏尚朴、湛若水、邹守益等，在国子监者有崔铣、魏校、湛若水、鲁铎、赵永、马汝骥、张岳等。如“夏尚朴”道“与魏校、湛若水辈时相讲习”；“邹守益”道“日与吕柟等游”。
[72]《钦定续文献通考》卷105“乐考·历代乐制”。第74页。姚之骃《元明事类钞》卷9又云，吕氏为太常少卿时，力革教坊俗乐。《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84册，第146页。
[73]孙奇逢《中州人物考》卷1“理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8册，第9页。
[74]《明史》卷282儒林一，何瑭传云：“未几，晋南京太常少卿，与湛若水等修明古太学之法，学者翕然宗之。”第7256页。
[75]嘉靖帝积极更定祀典，其意本在重建继位之正当性，并由此重新彰显“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之意，其精神实在于张扬君权，以抑师道；如此，天下士夫——有志图王者——也只能啸聚于南京，作种种梦中构画而已。参李舜华《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第三章余论“礼乐自天子出：嘉靖朝的礼乐纷争”。
[76]苏茂相辑、李绍文撰《皇明世说新语》卷8“汰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530页。
[77]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15，第124页。
[78]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顾尚书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39页。
[79]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3“礼部官房”，第354页。
[80]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12，第100页。
[81]世人对武宗放诞风流的想象远不如对唐玄宗、宋徽宗的记忆，大抵也由此可知。唐玄宗有大量唐传奇，并后来种种诗词、戏文、杂剧为之描摹，宋徽宗也有《宣和遗事》《东京梦华录》诸部为之影迹。当时野史杂记，如《金陵琐事》，关于武宗的种种佚事，大都只是寥寥数笔，文辞更远不如前不过市井传奇而已。这一现象，恐怕只能由时代风气有异来解释——明季以来，世人无论狂欢纵欲、还是理性反思，均已很难如残唐五代，抑或南宋金元时人那样垂想盛世不再、繁华易逝，并因之沉淀出一种浓酽而苍凉的美感来。清初对秦淮遗事的追想差可近之，但是却很少有人提及武宗与南京繁华的联系，武宗的南游似乎只是一阵稍纵即逝的旋风，其影迹只影影绰绰地留在若干人的感喟里。
[82]余怀《板桥杂记》卷上“雅游”，第11页。
[83]余怀《板桥杂记》序，第3页。
[84]徐霖，原籍苏州，徙居南京，然其一生传奇，始于黄琳，极于武宗，终于顾璘，换言之，若无南都这一特殊地利，亦无徐霖。何良俊亦然。
[85]唐寅《阊门即事》云：“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东流。”由此一诗已可想见矣。其余关于吴中经济变迁之史料甚多，兹不赘述。《唐伯虎先生外编续刻》卷7，《续修四库全书》第1335册，第27页。
[86]参见李舜华《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第225页。
[87]近年文章可参罗宗强《弘治、嘉靖年间吴中士风的一个侧面》，《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冬之卷。
[88]有关论述参前揭李舜华《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上篇第三、四章相关论述。
[89]有关师道、会通之义在思想史上的表述，可参邓志峰《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一书相关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90]参见《明史》卷287文徵明传，第7363页。
[91]有关康、韩撰此二志的精神解读，可参前揭《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第251—253、263页。原书误将韩邦靖所撰《朝邑志》置于韩邦奇名下，特此更正。四库馆臣称关中舆志以《武功志》《朝邑志》最为著名，“论者谓《武功志》体例谨严，源出汉书；此志笔墨疏宕，源出《史记》。然后来志乘，多以康氏为宗，而此志莫能继轨。盖所谓不可无一，不容有二者也”。《四库全书总目》卷68“朝邑县志”，中华书局，2003年，第602页。
[92]《明史》卷181王鏊传，第4827页。
[93]参前揭李舜华《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第260页。
[94]以上诸序并见王鏊《姑苏志》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93册，第4—6页。而四库馆臣亦不过称其“繁简得中，考核精当，在明人地志之中犹为近古”而已，《四库全书总目》卷68“姑苏志”，中华书局，2003年，第602页。卷首提要字句略异。
[95]一般曲史往往予人错觉，以为南曲之复兴，在明中期以后；最多提到明初剧曲，虽以北剧为主，亦渐有南北交融之迹象，然而，亦不过将此一交融视为自然衍变之势而已。其实，在明初士夫的南北曲论中，南曲已渐次尊隆，甚至被尊为中原正声，而有明士夫也颇有意积极寻访南音，以重构一代礼乐，只是不能为世所用罢了。参前揭《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第159—164、225—229页。
[96]《四库全书总目》卷61“二科志”，中华书局，1965年，第551页。文中所及《吴郡二科志》等书均收入《四库存目丛书》。另，张昶，字景春，张凤翼曾祖也。皇甫序其书云：“然国史不详，郡乘亦略，于是乎始求之野。”可见，当时私人纷纷起而修志，确实意在假此以为声气相应，即所谓“求之野”耳。
[97]参《明史》卷298隐逸传，第7630—7631页；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石田先生沈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89—290页。
[98]参前揭李舜华《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第218—222页。另，明人语吴中，有宽狭二义，狭义者仅指苏州府，宽义，如晚明张国维《吴中水利书》，则及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详参补记。
[99]吴宽《家藏集》卷70《隆池阡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5册，第686页。吴氏集中留下大量为地方处士（包括曾任职粮长者）所作传记，其鼓吹地方礼乐之声亦正与王鏊所撰《姑苏志》相互呼应。
[100]姜绍书《无声诗史》卷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72册，第717页。
[101]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吴尚书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75页。
[102]文林，并虞臣、赵宽等人，亦可列入此类。此数人均进士及第，只是居官不在台阁而已。其中，虞臣曲名最盛，人称之“柔肠度曲”，大抵致仕之后，日唯以诗酒自娱，遂不妨度曲以遣兴也。然官声清肃如虞臣者，转以“柔肠”二字冠之，亦可见吴中之曲风矣。
[103]王兆云《皇明词林人物考》卷5“顾文康”。顾氏为弘治十八年状元，与李梦阳、康海等同时，累迁礼部右侍郎，寻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学士，入参机务。《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12册，第4页。传又见《明史》卷193。
[104]杨循吉《苏州府纂修识略》卷4“人物下·府署三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46册，第380页。
[105]《吴郡二科志》“狂简·桑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90册，第136页。
[106]桑悦《思玄集》卷末附提要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9册，第192页。
[107]意在进取而不能，遂以狂诞为表，阎氏此议亦未免当时标榜之风，于桑氏而言，实以狂诞为主，进取为次耳，遂贻四库馆臣之讥。
[108]桑悦《观戏说》，《明文海》卷10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54册，第129页。
[109]程允昌《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卷首，明西爽堂刻本。
[110]吴中藏书家多以秘册相尚，并手抄以传，其风实首倡于君谦。朱彝尊《明诗综》卷29，第745页。
[111]钱府《合刻杨南峰先生全集序》，《明文海》卷252，中华书局，1987年，第792页。
[112]沈周有诗云：“都门祖帐百花飞，多见龙钟赋式微。较取柳条千万折，不曾送一少年归。”《石田诗选》卷7《闻杨君谦致政赋此以致健羡十五首·其十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9册，第656页。
[113]杨循吉《抄书》，曹学佺编《石仓历代诗选》卷419，《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92册，第574页。
[114]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8，《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44册，第134页。
[115]王世贞即以“不大佳”三字赠之。《弇州四部稿》卷152“《艺苑卮言》附录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1册，第457页。王氏此段论杨循吉曲作文字不见于《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所收《曲藻》，唯注释有说明，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第41页。
[116]梁乙真所谓“颓废”，仅此一套近之，而引纪昀“任诞不羁，故其词往往近徘”语，尤为不当，此语盖论杨氏诗文，非论曲也。梁乙真《元明散曲小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301页。
[117]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15，第131页。
[118]例如，当时吴县袁翼，历十一试，仅举于乡，“盖其性跅弛，而意复逋荡，初未尝以功名为意。或劝之，则曰：‘吾性不耐事，慵惰成习，今仕途以礼法羁人，视吾狂易，果堪为世用耶？’”文徵明《甫田集》卷32《袁飞卿墓志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3册，第261—262页。
[119]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祝京兆允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99页。
[120]阎秀卿《吴郡二科志》“文苑·祝允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90册，第131页。
[121]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15，第133页。
[122]祝允明著、孙宝点校《怀星堂集》卷24《潜庵游戏引》，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第531页。
[123]罗宗强先生亦提到吴中有一群文人“徘徊于士人的传统人生道路与世俗人生之间”，并特别举例关于唐寅与文徵明失意科举的隐痛，及其卖诗画为生的商业倾向；亦笼统提及此类文人之“真”，云“真，是任性自便，各从所好，而又互相包容，不强人从已”。惜此文所书者仅一侧面而已，且叙述未免大而概之。参上揭罗文。
[124]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唐解元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97页。
[125]其余王鏊、杨循吉等，曲作不多，且雅颂之体，实出于应制者也；但一者未免台阁余习，一者则流于工者之辞耳。非曲坛之主流，略而不述。
[126]张昶《吴中人物志》卷5“宦绩”，《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97册，第693页。
[127]《金陵琐事》卷2“曲品”，南京出版社，2007年，第82页。
[128]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18，第157页。
[129]文徵明《甫田集》卷30《明故鸿胪寺寺丞致仕钱君墓志铭》，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第245页。
[130]参李舜华《南教坊、武宗南游与金陵士风的变迁》，《文化遗产》2009年第二辑。
[131]王世贞，以吴中人而绍续李梦阳，此一会通，所会通者南与北，性灵与复古耳，同为复古，个中精神却日趋消解。自清桐城派以来，多称赏唐顺之、归有光若干文章，雅淡而情深。后人遂将唐宋派与前七子对峙，以为后者鼓吹复古，前者渐开性灵，后七子复起而矫之，是前后七子同，开公安派者，王、唐、归诸子耳。实则不然，若以精神变迁之轨迹论，自前七子至公安派，消解之势一脉而下，并无回环曲折之迹，譬如，前七子与嘉靖诸子，实俱以师道自任，不过取径不同，晚年亦均呈消解之象，后七子、公安派继之而已。
[132]张国维《吴中水利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8册，第22、26页。
[133]万历间，明张内蕴、周大韶撰《三吴水考》，所述即苏松常镇四府，而以三吴为名。
[134]《四库全书总目》卷75“吴江水利考”，中华书局，2003年，第6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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