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6世纪的前70余年中，是诗文复古风气最盛的时代，以复古、拟古求革新，是所谓前后七子的主张。
前七子的活动时期，是在16世纪的前30年，即弘治正德年间，还稍带嘉靖初年。领袖人物是李梦阳与何景明，包括徐祯卿、边贡、朱应登、顾璘、陈沂、郑善夫、康海、王九思等，号十才子，或除去朱、顾、陈、郑四人而增列王廷相，号七才子。他们卑视一世，既反对雍容平易的台阁体，也不满足于专工声调法度的茶陵派，而提倡复古，所谓“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变啴缓为雄健。振臂一呼，应者四起，以复古求革新，成为当时文艺思潮的主流。
李梦阳(1475—1531)，字献吉，号空同子，庆阳(今属甘肃省)人。弘治六年(1493)举陕西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授户部主事，迁郎中。十八年(1505)应诏上书孝宗，痛陈二病(士气日衰，中官日横)、三害(兵害、民害、庄场饥民之害)、六渐(匮之渐、盗之渐、坏名器之渐、弛法令之渐、方术蛊惑之渐、贵戚骄恣之渐)，凡五千余言，极论得失。最后还指责皇后之弟张鹤龄“招纳无赖，罔利贼民，势如翼虎”。这是对当时腐败政治的抨击。他虽因此下狱，但于第二年，即正德元年(1506)，又积极参与韩文等反刘瑾宦官集团的斗争，并代韩文草拟劾刘瑾群阉疏，又被逮下狱，几乎被杀，经康海营救得免。可见李梦阳在政治上是正派、要求革新的有志之士。
在文坛上，李梦阳是倡导以复古求革新的领袖。《明史·文苑二·本传》记载:“梦阳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梦阳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这一号召，在当时文坛上，有如长夜中出现的火炬，士流群起相从。如本传所说:“吴人黄省曾、越人周祚，千里致书，愿为子弟。”其影响之大，可想而知。他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不仅仅是一种文体改革，而且与政治思想上要求革新有联系。他处在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儒生埋头于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思想僵化。他在《论文》中说:“宋儒兴而古之文废矣，非宋儒废之也，文者自废也。古之文，文其人，如其人便了，如画焉，似而已矣。是故贤者不讳过，愚者不窃美。而今之人，文其人，无美恶，皆欲合道德传志，其甚矣。”他提倡复古，就是对这种以程朱理学为写作指导思想的否定，提醒人们:除了台阁体的诗文和八股文以外，还有像司马迁《史记》那样的散文，还有李白、杜甫那样的诗，这些古代的作品，对明中叶的人来说，却是新鲜的。出于“矫枉必须过正”的偏激之见，为了彻底否定当时的文风，就特别强调秦汉的文和盛唐的诗。正如他在《大梁书院田碑》中所说的偏激之辞:“宁伪言欺世而不可使天下无信道之名，宁矫情干誉而不可使天下无仗义之称。”不破不立，为了彻底的破，就不免说出过火的话，也是当时文化思想中守旧派所促成的逆反心理表现，想以厚古薄今的手段达到解放思想、改革文风的目的。就否定台阁体的统治地位和批评八股文的不良影响而言，有其积极意义。但是由于他世界观的局限性，在探索新道路时，却误入魔道。文学观的倒退论，导致创作上源与流关系的颠倒。他在《叙九日宴集》一文中说:
夫天下百虑而一致，故人不必同，同于心，言不必同，同于情。故心者所为欢者也，情者所为言者也。是故科有文武，位有荣卑，时有钝利，运有通塞;后先长少，人之序也，行藏显晦，天之畀也。是故其为言也，直宛区，忧乐殊，同境而异途，均感而各应之矣;至其情则无不同也。何也?出诸心者一也。故曰:“诗可以观。”
他认为今人与古人虽然不同，但是有一颗相同的心;今人与古人的话虽然不同，而感情却是相同的。文学既是思想感情的表现，因此只要学习、模仿古人的作品，也就可以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他甚至说:“夫文与字一也，今人摹临古帖，即太似不嫌，反曰能书。何独至于文，而欲自立一门户邪?自立一门户，必如陶之不冶，冶之不匠，如孔之不墨，墨之不扬邪?此亦足以类推矣!”[6]这是拟古主义最典型的论调。他强调作诗必须守“法”，这种“法”是千载不易的，只要遵“法”躬行，就能写出好诗，如同工匠用规矩就能画方圆:
古人之作，其法虽多端，大抵前疏者后必密，半阔者半必细，一实者必一虚，叠景者意必二。此予之所谓法，圆规而方矩者也。[7]
各种文体都有其艺术表现手法，作家掌握这种艺术手法是必要的，但是李梦阳却把问题简单化、绝对化，以为遵循古人之法就能创作出好诗;这实际上是以仿效古人来代替自己的创造，等于取消了文学的时代性和作家的个性，难怪何景明批评他的作品:“子高处是古人影子耳!”其实，李梦阳的理论和创作实践的情况，都比较复杂。既有“句拟字摹，食古不化……所谓武库之兵，利钝杂陈”[8]的问题，也有雄健浑朴而善于变化、传神写态不失其真的佳作。在李空同的诗集中找拟古之作的典型例子，确实是很容易的。例如《发京师》:
驱车彰义门，遥望郭西树。冠盖耀青云，车马夹广路。威风何赫弈，各蒙五侯顾。回飙动地起，白日倏已暮。弃掷委蔓草，荣华若朝露。民无金石交，人生岂常故。绤足御冬，谁念纨与素。忾彼白华篇，气结不能愬。
李梦阳古诗学汉、魏，近体学盛唐。以上引的这首古诗，就是字摹句拟汉、魏的蹈袭之作，除三、五、九等三句套用李白《古风》之外，其余各句都拟汉、魏《古诗》或乐府歌行，无一句无来处。如果李梦阳的诗全是这类假古董，那是不可能称雄一世的。他之所以能够成为精英群体的领袖，自然在学识才气方面有使精英们倾服的真本事。他论诗，并不仅仅在于学古人“顿挫倒插之法”等艺术技巧，他很注意情文并茂，既重视格调，又重视感情。在《与徐氏论文书》中说:“夫诗，宣志而道和者也，故贵宛不贵险，贵质不贵靡，贵情不贵繁，贵融洽不贵工巧，故曰闻其乐而知其德。”[9]在《潜虬山人记》中说:“夫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也。”在《驳何氏论文书》中[10]，对于诗歌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技巧的关系，作了更全面的论述:
柔澹者思，含蓄者意也，典厚者义也。高古者格，宛亮者调，沉著雄丽、清峻闲雅者才之类也，而发于辞。辞之畅者，其气也。中和者，气之最也。夫然，又华之以色，永之以味，溢之以香。是以古之文者，一挥而众善具也。
正因为李梦阳的复古理论与创作实践，既有被人们据为口实的严重失误，也有不少真知灼见和显示其才华的作品，所以历史上对他的毁誉也颇相悬殊。《明史·文苑二·本传》论其诗文云:“华州王维祯以为七言律自杜甫以后善用顿挫倒插之法，惟梦阳一人。而后有讥梦阳诗文者，则谓其模拟剽窃，得史迁、少陵之似而失其真云。”毁誉各偏执一端，都是不妥当的。模拟之作，缺乏真实感情，这一点，李梦阳自己是意识到了的，在他晚年作《诗集自序》中很坦诚地作了反思。他先引王叔武的话，说明“夫诗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咢而巷讴，劳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其真也，斯之谓风也。孔子曰:‘礼失而求之野。’今真诗乃在民间”。他在对比之下，极其真诚地说:“予之诗，非真也。王子所谓文人学子韵言耳，出之情寡而工之词多者也。……每自欲改之以求其真，然今老矣!曾子曰:‘时有所弗及’，学之谓哉。”[11]实际上，由于他关心国事、同情人民疾苦，有较强的正义感，并熟练地掌握各类体裁诗歌的艺术技巧，因此也不乏优秀的篇章。沈德潜《明诗别裁》卷四评李梦阳云:“空同五言古宗法陈思、康乐，然过于雕刻，未极自然;七言古雄浑悲壮，纵横变化;七言近体，开合动荡，不拘故方，准之杜陵，几于具体。故当雄视一代，邈焉寡俦。”这样评价，并非溢美之词。例如《去妇词》，是为“正德元年，户部尚书韩文，暨内阁师保等，咸相继去位”而作的，借古典诗歌中传统的艺术手法，以男女离合之情喻君臣宠辱的变化，极尽深婉不迫之致。再如《石将军战场歌》，也不失为名篇佳作:
清风店南逢父老，告我己巳年间事;店北犹存古战场，遗镞尚带勤王字。忆昔蒙尘实惨怛，反覆势如风雨至;紫荆关头昼吹角，杀气军声满幽朔。胡儿饮马彰义门，烽火夜照燕山云;内有于尚书，外有石将军。石家官军若雷电，天清野旷来酣战;朝廷既失紫荆关，吾民岂保清风店。牵爷负子无处逃，哭声震天风怒号;儿女床头伏鼓角，野人屋上看旌旄。将军此时挺戈出，杀敌不异草与蒿;追北归来血洗刀，白日不动苍天高。万里烟尘一剑扫，父子英雄古来少;单于痛哭倒马关，羯奴半死飞狐道。处处欢声噪鼓旗，家家牛酒犒王师;应追汉室嫖姚将，还忆唐家郭子仪。沉吟此事六十春，此地经过泪满巾;黄云落日古骨白，沙砾惨淡悉行人。行人来折战场柳，下马坐望居庸口。却忆千古迎驾初，千乘万骑下皇都;乾坤得见中兴主，杀伐重开载造图。姓名应勒云台上，如此战功天下无!呜呼战功今已无，安得再生此辈西备胡。
这首长诗作于正德初(1509年左右)，热情洋溢地赞颂了在于谦指挥下，石亨等将领率师奋勇抗击瓦剌也先的进犯，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伟大胜利。事情已经过去60年，但歌颂历史上的爱国英雄，是希望现在能再出现这样的英雄人物，捍卫祖国的边疆。不因石亨后来居功骄横跋扈被斩而埋没战功。标出郭子仪，作为有大功而不骄的典范。全诗质朴雄健，音节慷慨激昂，自然流畅，是不可多得的佳作。钱谦益说:“叙事错互，比拟失伦，但矜才气，绝无脉理。”[12]这种批评似乎不切实际。《林良画两角鹰歌》借题画发议论，讽谏为帝王者当以国事为重，切莫耽于逸乐，玩物丧志，以宋徽宗为诫。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虽有模拟杜甫同类诗歌的痕迹，但笔力纵横，舒卷自如，议论精当，现实性较强。近体也有一些为人们所赞赏的佳作，如《秋望》、《艮岳篇》、《泰山》、《朱仙镇》、《朱仙镇庙》、《夏口夜泊别友人》、《汴京元夕》，都是很有真情实感的、艺术精湛的好作品。兹举律诗、绝句各一首:
黄河水绕汉宫墙，河上秋风雁几行。
客子过壕追野马，将军韬箭射天狼。
黄尘古渡迷飞挽，白月横空冷战场。
闻道朔方多勇略，只今谁是郭汾阳。
——《秋望》
黄鹤楼前日欲低，汉阳城树乱乌啼。
孤舟夜泊东游客，恨杀长江不向西。
——《夏口夜泊别友人》
前一首七律抒发诗人秋日登高望远的情怀，由守御北方将士，联想到唐代名将郭子仪的功业，希望当今也有像郭子仪这样的英雄人物出现。全诗画面壮阔苍劲，雄浑流丽，向为评论家所称赞。吴乔《围炉诗话》卷六对此诗的评议，似有胶柱鼓瑟之嫌，不足取。诗是艺术，不能与生活真实一一作印证。后一首七绝描写诗人在黄鹤楼与友人分别、将乘舟东游时的心情，傍晚的日色、树间的乌啼、孤舟夜泊，都渲染了离别的环境气氛，而以“恨杀长江不向西”一句，生动地表现了诗人不忍离别的真挚感情。
还值得提出的是那首五言律诗《朱仙镇》，诚如钟惺所云:“声调雄浑，是空同所长，不足为贵，所贵雄浑中有一种灵透之气耳。此诗绝不填塞事实，只淡淡写意而武穆精爽之气，隐隐往来其间，可谓真雄浑、真灵透矣、不减杜工部丞相祠堂之作。”[13]
“今真诗乃在民间”，他赞赏民间歌谣，在《郭公谣跋》中还特地“录其民谣一篇，使人知真诗果在民间”。他有二首《子夜四时歌》，就是仿效民歌之作:
共懽桃下嬉，心同性不合。懽爱桃花色，妾愿桃生核。
柳条宛转结，蕉心日夜卷。不是无舒时，待郎手自展。
风格清新晓畅，比喻确切，情真意深，不失民歌风味。从他的创作实践中，可见其复古的真正目的在于革新。
著有《空同集》。
何景明(1484—1522)，字仲默，号大复，信阳(今属河南)人。他是个早熟的才子，8岁能诗、善古文。15岁中举，弘治十五(1502)年第进士，年方19，授中书舍人。正德初，刘瑾乱政，景明上书吏部尚书许进秉政不要屈服于刘瑾，言词激烈。不久，谢病归。瑾诛，李东阳荐他官复原职。出为陕西提学副使。嘉靖初，因病归，抵家六日而卒。他为人志操耿介，拒交权贵，尚节义，鄙荣利，史称与李梦阳并有国士风。两人志同道合，诗文倡言复古，起初相得甚欢，李梦阳下狱时，景明上书吏部尚书杨一清救他。成名之后，互相攻击。在《与李空同论诗书》中，批评李梦阳“刻意古范，铸形宿镆(模)，而独守尺寸。仆则欲富于材积，领会神情，临景构结，不仿形迹”。他们两人都是宗古的，但何重在风神意态的效法，李重在气象格调的临摹;因而作品风格也不同:何主才情，李重气骨;何主变化，李重拟议。何景明是很有才气的，他反对只向某一家学习，而主张汲取众长，他以音乐作譬，很形象地说明融会众长之美:
众响赴会，条理乃贯;一音独奏，成章则难。故丝竹之音要眇，木革之音杀直。若独取杀直，而并弃要眇之声，何以穷极至妙，感情饰听也?
他也反对为拟古而拟古，他认为学习古人只是一种手段，要有所创新，走自己的路，而不能做古人的奴隶。他批评李梦阳:
今为诗不推类极变，开其未发，泯其拟议之迹，以成神圣之功，徒叙其已陈，修饰成文，稍离旧本，便自杌陧。如小儿倚物能行，独趋颠仆。(www.xing528.com)
他认为学古与创新的关系，正如佛家以筏比喻修行:“舍筏则达岸矣，达岸则舍筏矣。”不应该到达彼岸以后，还背着沉重的筏走路。他的见识和才气似在梦阳之上。史称“梦阳主模仿，景明则主创造，各树坚垒不相下”[14]，可惜只活了39岁就去世了。他的诗，学古而有所变化，“秀逸稳称，视梦阳反为过之”[15]。梦阳诗浑朴雄健而不免失于粗豪，不像何景明诗那样词采俊秀。薛蕙有诗论李、何两家:“俊逸终怜何大复，粗豪不解李空同。”清汪端《明三十家诗选》也持褒何贬李之论，恐有偏颇，大概与评论者审美心理有关。《四库全书总目·别集类二四·大复集》云:“正、嘉之间，景明与李梦阳俱倡为复古之学，天下翕然从之，文体一变。然二人天分各殊，取径稍异。故集中与梦阳论诗诸书，反复诘难，龂龂然两不相下。平心而论，模拟蹊径，二人之所短略同。至梦阳雄迈之气与景明谐雅之音，亦各有所长。正不妨离之双美，不必更分左右袒也。”此论较公允。何景明在政治上反对宦官弄权，刚直不阿，关心国计民生，发而为诗，或抚时感事，或托物抒情，都表现了诗人的心境与情操。尽管他也写过像《怀李献吉》那样字模句拟杜甫《梦李白》或《不见》(怀李白)的诗，但从其诗歌创作的基本倾向看，他学古主要是“领会神情”而“不妨形迹”。不过景明年少得志，不免有骄矜盛气，评论前人，有失公道。诚如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所云:“余独怪仲默之论，曰:‘诗溺于陶，谢力振之，古诗之法亡于谢;文靡于隋，韩力振之，古文之法亡于韩。’呜呼，诗至于陶谢，文至于韩，亦可以已矣。仲默不难以一言抹摋者，何也?渊明之诗，钟嵘以为古今隐逸之宗，梁昭明以为跌宕昭彰、抑扬爽朗，横素波而傍流，于青云而直上。评之曰:［溺］，于义何居?……昌黎佐佑六经，振起八代，［文亡于韩］，有何援据?吾不知仲默所谓［文］者，何文;所谓［法］者，何法也。昔贤论仲默之刺韩，以为大言无当，矫诬轻毁，箴彼膏肓，允为笃论矣。”景明的诗歌创作，成绩斐然，亦不可抹也。例如:《岁晏行》在揭露封建统治者剥削、压榨之残酷、同情人民徭役赋税之苦这一传统主题方面，颇有新意，以“饥鹤翻飞不畏人，老鸦鸣噪日近屋”，衬托农村之荒凉萧条;末四句用今昔对比的手法，突出饥荒之严重:“嗟吁今昔岂异情，昔时新年歌满城;明朝亦是新年到，北舍东邻闻哭声。”除夕非但毫无欢乐气氛，处处唯闻哭泣之声，足见人民悲苦之情。何景明虽然说过“不读唐以后诗”这样偏激的话，贬宋人诗“似苍老而实疏卤”，其实，他的诗，如《鲥鱼》，就有苏轼《荔枝叹》的精神:
五月鲥鱼已至燕，荔枝卢桔未能先。
赐鲜遍及中珰第，荐熟应开寝庙筵。
白日风尘驰驿骑，炎天冰雪护江船。
银鳞细骨堪怜汝，玉箸金盘敢望传?
对最高封建统治者奢侈生活的讽刺是相当尖刻的，从“赐鲜遍及中珰第”诗意，可知此诗大约作于正德初年刘瑾宦官集团得宠乱政之时。沈德潜《明诗别裁集》卷五评云:“赐及中珰而寝庙未荐，则波及臣家，益无望矣。中含讽谕，不同寻常赋物。”甚为允当。他的题画诗《吴伟江山图歌》、《吴伟飞泉画图歌》等长篇，雄深宕逸，才气纵横，挥洒自如，其传神写态艺术表现力之强，可与苏轼《王维吴道子画》、《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等题画诗媲美。他的《竹枝词》，也清新可读:“十二峰头秋草荒，冷烟寒月过瞿塘。青枫江山孤舟客，不听猿声也断肠。”意境清幽，情致隽永。又如《捣衣》诗:
凉飙吹闺闼，夕露凄锦衾。言念无衣客，岁暮方寒侵。
皓腕约长袖，雅步饰鸣金。寒机裂霜素，繁杵叩清碪。
哀音缘云发，断响随风沉。顾影惜流月，仰盼愁横参。
路长魂屡徂，夜久力不任。君子万里身，贱妾万里心。
灯前挥妙匹，运思一何深。裁以金剪刀，缝以素丝。
原为合欢带，得傍君衣襟。
闺怨是诗歌创作一个永恒的主题，夫妻关系愈稳固、爱情愈认真严肃，闺中少妇思念远方丈夫之情就愈是扣人心弦。此诗描写少妇从凉风吹进闺房，念及远方无衣的那个心上人，于是急忙从织布机上把布撕下，连夜槌洗，赶制寒衣，思念之情，魂绕梦牵。“君子万里身，贱妾万里心。”“愿为合欢带，得傍君衣襟。”情感缠绵动人。思妇风神意态，恍然如在眼前。
还值得重视的是那首托夫妇之情表君臣之义的长诗《明月篇》，特别是为此诗所作的《序》。其中论及诗歌创作中一个传统的表现方法及其功能问题:“夫诗本性情而发者也。其切而易见者，莫如夫妇之间，是以《三百篇》首乎《关雎》，六义始乎风。而汉魏作者，义关君臣朋友，辞必托诸夫妇，以宣郁而达情焉，其旨远矣。子美之诗，博涉世故，而出于夫妇者常少。致兼雅颂，而风人之义或缺。此其调或反在(唐初)四子下与?”何景明虽19岁就中进士，授中书舍人，才华横溢，“声倾都下……独以不能干谒，守中书十年不调官”(曹世宁《何先生传》)，他在官场上是个并不得志的才子。明于此，则诗中所云:“赵女通宵侍御床，班姬此夕悲团扇。……河边织女期七夕，天上嫦娥奈九秋。七夕风涛还可渡，九秋霜露迥生愁。九秋七夕须臾易，盛年一去真堪惜。”此班姬指汉成帝时选入宫的班倢伃，因赵飞燕向成帝进谗，退处东宫，如秋扇见捐。织女、嫦娥的境遇，都是一种比喻，“盛年一去真堪惜”，可谓画龙点睛之笔。
著有《大复集》。
在前七子中，李梦阳、何景明并称何、李，又与边贡(1476—1532)、徐祯卿(1479—1511)并称四杰。边贡，字廷实，号华泉，历城(今属山东)人，弘治九年(1496)进士，宦途顺利，官至南京户部尚书。少负才名，与李梦阳友善，后来也发生矛盾。虽拟古习气不深，但官显事闲，生活面较狭窄，其所作诗歌，雍容平淡，大都缺乏真情实感。但也写过一些好诗，不乏风人韵致。顾起纶《国雅品·士品三》:“袁氏献宝曰:‘李何徐边，世称四杰，李雄健，何秀逸，徐精融，边朴质。故并负盛名，辉映当代，四公殆艺苑之菁英也。’边稍不逮，祇堪鼓吹三家耳。”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十云:“华泉诸体，不及三家，独五言绝句擅长。……以绝句论，边亦无媿于三家也。”而陈田《明诗纪事》丁籤卷二按语则云:“华泉古诗佳作不及何、李之多，律体翩翩，自是风流一代人豪。竹垞(即朱彝尊)专取五绝，未为知言。”这是评论家审美追求不同而产生的异议。我们应力求从全面综合的角度予以恰当的评价。《四库全书总目·别集类二四·华泉集》的评论很妙:在列引鲁中立、胡应麟、陈子龙诸家之论后云:“今考其诗，才力雄健，不及李梦阳、何景明善于用长，意境清远，不及徐祯卿、薛蕙善于用短，而夷犹于诸人之间，以不战为胜。无凭陵一世之名，而时过事移，日久论定，亦不甚受后人之排击。”
近体诗如七律《谒文山祠》、七绝《重赠吴国宾》，诚挚动人，有盛唐遗韵。歌行体诗《运夫谣送方文玉督运》，则是一篇思想与艺术足称上乘的好作品:
“运船户，来何暮!”“江上旱风多，春涛不可渡。里河有闸外有滩，断蒿折缆腰环环。夜防鼠，日防漏，粮册分明算升斗。官家但恨仓廪贫，不知淮南人食人!官家但知征戍苦，力尽谁怜运船户。”“尔勿哀，司农使者天边来。”
明朝自成祖迁都北京，运河成了沟通南北、输送京都粮饷的大动脉。漕运给农民增加沉重的夫役负担，涉江河之险，苦不堪言。这首诗就是借诗人与督运方文玉的关系，通过对答的形式，来倾诉漕运役夫的痛苦。诗人纯用素描笔法，淡淡勾画，而收形神具现、酷肖逼真之功。诗的开头两句，是督运官吏的吆喝斥责之声，活现出气势汹汹的狰狞面目。中间一大段，即诗的主体部分，是运夫强压胸中愤怒回答官吏之辞，以极其朴素明朗的语言，摄取漕运役夫运粮过程中几个最具典型意义的场面或细节，予以勾勒描绘，构成一幅惊心动魂的漕运役夫图，不着色彩，而形象生动，宛然若见。役夫在极其悲愤的情况下，发出对统治者的诅咒:“官家但恨仓廪贫，不知淮南人食人!”这正是全诗主旨所在。诗的末尾两句，既是作者安慰船夫之辞，也是诗人对督运方文玉的希望与鞭策。著有《华泉集》。
徐祯卿，字昌谷，号迪功。吴县人。聪颖博学，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授大理左寺副，坐失囚，贬国子博士。少与祝允明、唐寅、文徴明齐名，号称“吴中四才子”。他原喜白居易、刘禹锡诗，登第后，与李梦阳、何景明游，悔其少作，改而趋汉、魏、盛唐。从他的《谈艺录》及《与李梦阳书》中，可见其论诗宗旨，是追踪李梦阳拟古的路子。不过他的论诗，也有不少精辟之见，非“拟古”所能牢笼。王士祯论诗绝句以敬佩的语气写道:“天马行空脱羁靮，更怜《谈艺》是我师。”他把钟嵘《诗品》、严羽《沧浪诗话》、徐祯卿《谈艺录》，视为古人论诗使他最喜欢的三部著作。[16]沈德潜《明诗别裁》卷六则云:“迪功诗大不如李，高不及何，而丰骨超然，故应鼎足。”
其诗歌创作的风神韵致，也仍然存在有江左流风。故李梦阳讥诮他“守而未化，蹊径存焉”。他的诗熔炼精警，虽然只活了33岁，却“名满士林”[17]。他擅长七言绝句:
两年为客逢秋节，千里孤舟济水傍。
忽见黄花倍惆怅，故园明日又重阳。
——《济上作》
送君南下巴渝深，予亦迢迢湘水心。
前路不知何地别，千山万壑暮猿吟。
——《送萧若愚》
深山曲路见桃花，马上匆匆日欲斜。
可奈玉鞭留不住，又衔春恨到天涯。
——《偶见》
语言都明快俊秀，风神飘逸，而情深意真，不失为绝句佳作。古诗如《寄华玉》、《送士选侍御》等，于雄健中见其秀朗;律诗如《在武昌作》，五言律却不重对偶，八句一气呵成，以气格胜人，似孟浩然诗的遗风。王士祯《池北偶谈·谈艺八》谈及徐祯卿此诗，认为“非太白不能作，千古绝调也”。
何景明《徐迪功集序》云:“今详其文，温雅以发情，微婉以讽事，爽畅以达其气，比兴以则其义，苍古以蓄其词，议拟以一其格，悲鸣以泄不平，参伍以错其变，该物理人道之懿，阐幽剔奥，纪记名实，即有蹊径，厥俪鲜已，修短细大，又曷论焉。”著有《迪功集》、《谈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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