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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学:诗坛陈涉与李东阳

时间:2023-07-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李东阳,字宾之,号西涯,湖南茶陵人。以宰臣之尊为文章领袖,在明代,杨士奇之后,就是李东阳一人,天下翕然奉为宗匠,号称“茶陵派”。李东阳之所以能成为诗坛领袖,不惟居宰臣之尊而已,实因其学识、才情、品格具有无可替代的魅力。意思是说李东阳是复古派的先导,这话是正确的。

明代文学:诗坛陈涉与李东阳

七、诗坛之陈涉——李东阳及茶陵派

明代社会从15世纪中期“土木之变”至16世纪初,各种矛盾已经趋向尖锐。朝政腐败,民不堪命,被逼流亡。成化元年(1465)荆襄流民起义,正德五年(1510)又爆发以刘六、刘七为首的农民起义。明王朝的“太平盛世”气象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甚少文学生机的台阁体诗文,啴缓冗沓,陈陈相因,枯燥乏味的文风,渐为众人所不满。首先起来力图振兴的是李东阳,他以深厚雄浑之体,矫啴缓肤廓陋习,“如老鹤一鸣,喧啾俱废”[41]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湖南茶陵人。天顺八年(1464)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弘治年间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工古文,阁中疏草多出其手。武宗时宦官刘瑾专权乱政,正直之士放逐殆尽,李东阳虽未能与刘瑾决裂,“委蛇避祸”,但对刘瑾所为乱政,能“弥缝其间,亦多所补救”。“其潜移默夺,保全善类,天下阴受其庇”[42],而重气节之士则有所非议,他的门生罗玘甚至要求在门生籍中除去自己。其实他是有难言的苦衷,“委曲匡持,期于少济”,在武宗宠信刘瑾之时,不得不采取“因循隐忍”、阳奉阴违的斗争策略。立朝五十年,清廉俭朴。为文典雅流丽,朝廷大著作多由他秉笔。奖引后进,推挽才彦,学士大夫出其门者,大都粲然有所成就。以宰臣之尊为文章领袖,在明代,杨士奇之后,就是李东阳一人,天下翕然奉为宗匠,号称“茶陵派”。所著《怀麓堂集》,其中有诗话一卷。《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二》评论《怀麓堂诗话》,称:“李、何未出以前,东阳实以台阁耆宿,主持文柄,其论诗主于法度音调,而极论剽窃模拟之非,当时奉以为宗。”李东阳论诗,反模拟,主性情,推尊李、杜,但又不拘一格,涉及的方面很广,不过他所强调的,是法度音调。他说:

今之歌诗者,其声调有轻重、清浊、长短、高下、缓急之异,听之者不问而知其为吴为越也。……所谓律者,非独字数之同,而凡声之平仄,亦无不同也。然其调之为唐为宋为元者,亦较然明甚。此何故耶?大匠能与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律者,规矩之谓,而其为调,则有巧存焉。苟非心领神会,自有所得,虽日提耳面教之,无益也。

这是他讲究声调的理论。他还说:

律诗起承转合,不为无法,但不可泥。泥于法而为之,则撑拄对待,四方八角,无圆活生动之意;然必待法度既定,从容闲习之余,或溢而为波,或变而为奇,乃有自然之妙,是不可以强致也。

——《怀麓堂诗话》

他重视法度,而又认为不能泥于法度,要在熟练地掌握规律之后,才能得其自然之妙。他还很注意用字的虚实问题:“诗用实字易,用虚字难。盛唐人善用虚,其开合呼唤,悠扬委曲,皆在于此。用之不善,则柔弱缓散,不复可振,亦当深戒。”这些也是他在创作实践中的经验之谈。对于散文,他主张“记述铺叙,发挥而藻饰,操纵开阖,惟所欲为”。他的诗文,深厚雄浑,不故作倔奇险怪之辞,而法度森严,意味隽永。他久居高位,长期脱离社会底层生活,思想内容不免贫乏。比“三杨”台阁体固然要略胜一筹,但主要是在声律格调等技巧方面下工夫,内容虽有所变化,却不甚显著。例如《元日早朝》:

九门深掩禁城春,香雾笼街不动尘。

玉帐寒更传虎卫,彤楼晓色听鸡人。

帘前乐应红灯起,阶下班随彩仗陈。

朝散东华看霁日,午烟晴市一时新。

这首诗气度雍容,声调对仗工整,而内容俨然如台阁体。当然,李东阳的诗也不全然如此。例如歌咏明朝名将花云一家忠勇节义事迹的《花将军歌》,情节基本上如《明史》本传,而更加典型化,富有传奇性,花云的形象更加鲜明突出:“身长八尺勇绝伦,从龙渡江江水浑。提剑跃马走平陆,敌兵不敢逼,主将不敢嗔。杀人如麻满川谷,遍体无一刀枪痕。太平城中三千人,楚贼十万势欲吞。将军怒呼缚尽绝,骂贼如狗狗不狺。樯头万箭集如蝟,将军愿死不愿生作他人臣。”写朱元璋见到孙氏救出花云之子时的情景,也非常生动感人:“帝呼‘花云儿!风骨如花云。’手摩膝置泣复叹:‘云汝不死儿犹存!’”把当时朱元璋激动的心情声容,惟妙惟肖地描绘了出来。此外,如《寄彭民望》,对诗人彭民望的怀才不遇,深表同情,这种感情是诚挚的,非一般应酬之作所能比拟。又如《偶成四绝》组诗,真实地反映了穷苦人民饥寒交迫的生活和达官贵人趁火打劫的丑恶行径:

其一

幽蓟以南无片雪,萧然田野尽荆榛。(www.xing528.com)

未论来岁春苗熟,且免荒村冻杀人。

其二

京城百万开新籴,官价空低市价高。

闻道达官多大屋,转输无奈役夫劳。

可见他还是关心民生疾苦的,对现实中的黑暗现象也不是无动于衷。七言长篇古诗《风雨叹》,写在旅途中遭逢狂风暴雨,巨浪高比山,万木尽拔,州沉岛没。诗人不为个人的安危而悲伤,而是生发忧国忧民之思:“此时忧国况思家,不觉红颜坐凋瘦。潼关以西兵气多,芦笳吹尘尘满河。安得一洗空干戈,不然独破杜陵屋,犹能不废啸与歌。世间万事不得意,天寒岁暮空蹉跎。呜呼奈尔苍生何!”气象开阔,雄浑古朴,笔力遒劲,颇有杜甫诗歌风骨。

李东阳之所以能成为诗坛领袖,不惟居宰臣之尊而已,实因其学识、才情、品格具有无可替代的魅力。据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诗三》记载:“李西涯当国时,其门生满朝,西涯又喜延纳奖拔,故门生或朝罷或散衙后,即群集其家,讲艺谈文,通日彻夜,率岁中以为常。一日一门生归省,兼告养病还家,西涯集同门诸人饯之,即席赋诗为赠。诸人中独汪石潭才最敏,诗先成,中有一联云:‘千年芝草供灵药,五色流泉洗道机。’众人传玩以为绝佳,遂呈稿于西涯。西涯将后一句抹去,令石潭重改。众皆愕然。石潭思之,亦终不能复缀。众以请于西涯曰:‘吾辈以为抑之此诗绝好,不知老师何故以为未善。’西涯曰:‘归省与养病是二事,今两句单说养病不及归省,便是偏枯,且又近于合盘。’众请西涯续之。西涯即援笔书曰:‘五色宫袍当舞衣’,众始叹服。盖公于弘治、正德之间为一时宗匠,陶铸天下之士,亦岂偶然者哉。”

李东阳的理论和创作实践,是主张取法盛唐,反对台阁体的萎弱冗沓,带有复古倾向,实际上是李梦阳、何景明等人复古的先驱。正如王世贞《艺苑巵言》所说:“长沙(即李东阳)之于何、李也,其陈涉之启汉高乎?”意思是说李东阳是复古派的先导,这话是正确的。

茶陵派的传人,有石珤、邵宝、顾清、罗玘、鲁铎、何孟春等,钱谦益《列朝诗集》将他们比之为“苏门六君子”。

与李东阳同时,一个虽然不属于茶陵派,却能摆脱台阁体影响的作家,是马中锡。他字天禄,号东田,故城(今属河北)人。成化十一年(1475)进士。武宗时,曾任兵部侍郎。因反对太监刘瑾,被捕下狱;刘瑾伏诛后,又出任巡抚。正德六年(1511),刘六、刘七等领导农民起义,马中锡以右都御史前往镇压。他根据具体情况,建议以“招抚”方式诱降,遭到统治集团内部的攻击,被加以“纵贼”的罪名,囚禁狱中而死。著有《东田集》。其诗浑成圆润,寓沉着稳健于轻快流利之中。例如《晚渡咸阳》:

野色苍茫接渭川,白鸥飞尽水连天。

僧归红叶林间寺,人唤斜阳渡口船。

表里山河犹往日,变迁朝市已多年。

渔翁看破兴亡事,独坐秋风钓石边。

诗中有画,意境幽深,于野色苍茫中,点染白鸥、红叶,荒野寂静,忽起人唤渡船之声,迷茫朦胧之中显其色彩声响,构思布局,颇有匠心,而末尾以渔翁垂钓作结,正是点题之笔,表达了作者的心曲。另有寓言体传奇小说中山狼传》,是马中锡根据民间传说和前人所写有关故事,经过创造性的艺术加工改写而成的。作者原意可能是借这个传统故事揭露、讽刺当时某些社会现象或人情世态,以抒发自己的愤慨。过去曾有人说是讽刺李梦阳忘恩负义不肯替康海伸冤(康海撰有《中山狼》杂剧),恐系附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辩证》中已有考辨。本篇的思想意义和美学价值,已在《文言小说的复苏》一章中论述,此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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