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与文化中的后七子：李攀龙、王世贞

(二)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

后七子的活动时期，是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以后，比前七子晚几十年，而其主张，则前呼后应，声气相求。在稍早一点的时候，曾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人的反李、何复古运动，倡言以欧阳修、曾巩之文，矫“文必秦汉”之弊，也造成一定的声势，即所谓唐宋派，但他们并未取得胜利。这将在下节论述。复古派的复兴，也意味着唐宋派反复古的失败。后七子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还有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纶等人。他们创立诗社，互相唱和，称盛一时。复古思潮，颇有高过前七子之势。

李攀龙(1514—1570)，字于鳞，历城(今属山东)人，家贫，勤奋好学。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授刑部主事。迁顺德知府，有善政，累官至河南按察使。因母丧，哀毁得疾而死。一生清介简傲，身后寥落困窘。

攀龙任职刑部时，与谢榛，王世贞等结诗社，称七子。都是青年人，才高气锐，鼓吹标榜，视当世无人，而以攀龙为魁首，其持论，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对明朝，只推重李梦阳。《明史·文苑三·本传》云:“攀龙才思劲鸷，名最高，独心重世贞，天下亦并称王、李。又与李梦阳，何景明并称何、李，王、李。其为诗，务以声调胜，所拟乐府，或更古数字为己作，文则聱牙$口，读者至不能终篇，好之者推为一代宗匠，亦多受世抉摘云。”文学贵在创新，拟古至于“更古数字为己作”，堕入魔道，成为笑柄。文学史著作中常引以为例的《拟陌上桑》，就只改《陌上桑》原作几个字，而且把原作中“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改为“来归相怨怒，且复坐斯须”，这一改，把原作的“坐”字是“因为”的意思，竟误解为“站坐”的“坐”字了，大文豪闹出大笑话。如此拟古，原是浅陋的恶趣，王世贞既恭维他又巧妙地作了批评:“于鳞拟古乐府，无一字一句不精美”，这当然是吹捧，但紧接着就尖锐地指出:“然不堪与古乐府并看，看则似临摹帖耳。五言古，出西京、建安者，酷得风神。大抵其体不宜多作，多不足以尽变，而嫌于袭，出三谢以后者，峭峻过之，不甚合也。亡言歌行，初甚工于辞，而微伤其气。”^[18]可见王世贞并非一味恭维，对李攀龙在古乐府、五言古、七言歌行，都含有批评之意。对他的五、七言律，绝句则作了高度肯定，是切合实际的。对各类文章，既有美誉，亦有“微苦缠扰”、“寡变”、“太琢”之类微辞。李攀龙的古乐府和五言古体，实在是“临摹太过，痕迹宛然”;七言律诗要好一些，也尚未穷极变化，七言绝句则“有神无迹，语近情深”^[19]，有不少清新可读的作品。例如:

塞上曲送元美

白羽如霜出塞寒，胡烽不断接长安。

城头一片西山月，多少征人马上看。

寄元美(二首)

蓟门城上月婆娑，玉笛谁为出塞歌?

君自客中听不得，秋风吹落小黄河。

渔阳烽火暗西山，一片征鸿海上还。

多少胡笳吹不转，秋风先入蓟门关。

和聂仪部明妃曲

天山雪后北风寒，抱得琵琶马上弹。

曲罢不知青海月，徘徊犹作汉宫看。

李攀龙的绝句清亮可诵，但缺乏深挚之情。王世贞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因此在前三首中都表现了真切的感情。节奏浏亮轻快，情致动人而少显露，可以谱曲歌唱。后一首写昭君出塞，刻画昭君眷恋汉宫之情，体贴入微，神情活现，不著一字议论，而胜过许多在同类题材中发议论的诗，他的诗读多了，就会发现用字多有雷同，有些诗内容也差不多，徒资人笑谑。诚如许学夷所云:“于鳞七言律，冠冕雄壮，俊亮高华，直欲逼唐人而上之。……然二十篇而外，句意多同，故后人往往相诋。”^[20]他原是很有才华的诗人，只因创作理论的绝对化、片面化，限制他取得更高的成就。著有《沧溟集》。

王世贞(1526—1590)，宇元美，号风洲，亦称弇州山人，太仓(今属江苏)人。聪颖异常，读书过目终身不忘。19岁，举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授刑部主事，累官至南京刑部尚书，《明史·文苑三·本传》云:“世贞始与李攀龙狎主文盟，攀龙殁，独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其持论，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而藻饰太甚。”但到了晚年，由于反拟古派的声势日大，意识到自己理论的偏颇，在为其论敌归有光画像作赞时写道:“余岂异趋，久而自伤。”^[21]对自己的复古理论表示后悔。认为在40岁时作的《艺苑卮言》，评论多有失误，他原不喜欢苏轼的文章，但当他病危之时，刘风去探望，却看见他手里拿着苏子瞻集，讽玩不置。他晚年所写文章，条理通畅，趋向平淡，摆脱模拟秦、汉习气。

王世贞的政治态度倾向进步，正直耿介，反对严嵩父子，敢于从严嵩党徒锦衣卫都督陆炳家中搜捕犯法奸徒，为杨继盛之妻代草讼冤书。其父王忬任蓟辽总督，以滦河失事，被严嵩构陷致死，据说以反严嵩集团为主题的《鸣风记》传奇，出于王世贞之手，很有可能。

他论诗虽然也主格调，但却能把格调和才思结合起来，避免单纯地从形式上模拟古人。他在《艺苑卮言》中说:“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这与李攀龙的“务以声调胜”的形式主义拟古，是大不相同的。他还主张在拟古中要善于变化:“模拟之妙者，分歧逞力，穷势尽态，不唯敌人，兼之无迹，方为得耳。”所以，王世贞并不是食古不化者，与前七子中何景明的理论较为近似。他的诗文创作，虽然未能脱尽拟古痕迹，但其成就、才情，都远远超过李攀龙。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十三称他“才气十倍于鳞。……乐府变，奇奇正正，易陈为新，远非于麟生吞活剥者比。七律高华，七绝典丽，亦未遽出于麟下。当时名虽七子，实则一雄”，是切合实际的评价。沈德潜《明诗别裁》卷八也说:“乐府古体高出历下何啻数倍，七言近体亦规大家，而锻炼未纯，故华赡之余，时露浅率。”亦是中肯之论。虽富于才情，但贪多爱博，求全务备，就难免重复草率之作，佳作也仍然不少。严嵩集团，既是国之巨奸，又是构陷王忬致死的仇敌，最为世贞所痛恶愤恨。拟《孔雀东南飞》之体的长诗《袁江流钤山冈当庐江小吏》，从严嵩的出身、经科举进入仕途、得到嘉靖皇帝的恩宠以至煊赫一世、权倾朝野，贿赂公行，干儿义子位居津要，排斥异己，气势熏天，以为可以永远垄断朝政;而严嵩家中姬妾宠奴既多，生活糜烂不堪，一直写到最后落到可耻的下场，暴露得淋漓尽致，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讽刺的锋芒，实际上触及刚愎自用既昏且暴的嘉靖皇帝以及腐败的朝政。《太保歌》也是描写严嵩权重位高、气焰嚣张、群小趋附的丑恶情景的。还有《钦行》，讥刺奸相欺世盗名，也较深刻生动:

飞来五色鸟，自名为凤凰，千秋不一见，见者国祚昌。响以钟鼓坐明堂，明堂饶梧竹，三日不鸣意何长。晨不见凤凰，凤凰乃在东门之阴啄腐鼠，啾啾唧唧不得哺。夕不见凤凰，凤凰乃在西门之阴媚苍鹰:愿尔肉攫分遗腥。梧桐长苦寒，竹实长苦饥，众鸟惊相顾，不知凤凰是钦。

这首带有寓言性质的咏物诗，通过凶恶之鸟假冒凤凰以欺世的故事，非常形象化地讽刺了严嵩大奸若忠的丑恶本质。严嵩在钤山读书时，人们都以为他是唐代著名贤相姚崇、宋璟式的人物，故有“千秋不一见，见者国祚昌”之语，凤凰是难得一见的吉祥之鸟，非梧不栖，非竹实不食，非醴泉不饮，对腐鼠不屑一顾;而由钦鸟化来的大鹗，却是鸱鸮一类凶残的恶鸟，貌似凤凰，而暗啄腐鼠，食腥秽。众鸟还没有认清它的本质时，容易被它的外表所欺骗。近体诗更富于情致风韵，如《登太白楼》:

昔闻李供奉，长啸独登楼。此地一垂顾，高名百代留。(www.xing528.com)

白云海色曙，明月天门秋。欲觅重来者，潺湲济水流。

既写出了李白风流倜傥、器宇轩昂的气质风度，描绘出登楼眺望的海阔天空境界，又突出作者自己以李白自喻的形象。眼界笔力，确不平凡。又如《送妻弟魏生还里》:

阿姊扶床泣，诸甥绕膝啼。平安只两字，莫惜过江题。

写亲人临别时依依不舍的不同情态，栩栩如生，真挚动人。正如胡应麟《弇州先生四部稿序》所言，“虽咳唾呻吟，嬉笑怒骂，世咸传诵，以为法则。当嘉、隆、万历际，亡论艺流，薄海内外，无思不服。即婴儿走卒、里妇担夫、西南裔夷、江淮草木，靡弗知有弇州先生也者。”未免言过其实，但可见其在当时文坛上势力之盛。许学夷《诗源辩体·后集纂要》卷二称:“元美识超一代，力敌万人，有兼功而无专力。总诸体而论，乐府变数篇，可称诣极;五言古选体最劣，唐体稍胜，变体及学东坡者多有可观;歌行、六朝、唐宋靡所不有，而入录者不能什一，中虽有奇伟之作，而纯全者少，变体始多全作;五言律，仅得百中之一，而实非本相;七言律，意在宗杜，又欲兼总诸家，然臃肿支离，复多深晦，晚唐奇丑者亦往往见之，此英雄欺人耳。”此论较为全面切实。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云:“元美之才，实高于于麟，其神明意气，皆足以绝世。少年盛气，为于麟辈牢笼推，门户既立，声价复重，譬之登峻坂、骑危墙，虽欲自下，势不能也。迨乎晚年，阅世日深，读书渐细，虚气销歇，浮华解，于是乎淟然汗下蘧然梦觉，而自悔其不可以复改矣。”可谓知人之论。

他著作甚丰，有《弇州山人四部稿》、《续稿》、《读书后》等。

始为诗社盟长，终被李攀龙所排斥的布衣之士谢榛(1495—1575)，其实是个很有个性、能卓然自立的诗人，他字茂秦，自号四溟山人，是个游侠气质较浓的人物。^[22]李攀龙名声大了以后，与他论诗意见不合，又因他以布衣的身份跻于显贵之列，李攀龙就给他写了绝交书，足见其气量之狭窄!谢榛虽终生布衣，声望却很高。他的诗颇似前七子中的徐祯卿，是足以独立成家的。清人汪端在《明三十家诗选》中说:“昌谷(徐祯卿)诗尽洗芜词，故澹远而色韵自古。茂秦诗不专虚响，故精深壮丽，而怀抱极和。虽当空同、沧溟声焰大炽之时，为所牢笼推挽，参前后七子之席，然本色自存，究非叫嚣痴重，随人作计者比。是以昌谷始未输心，而茂秦终且避面，宜其造诣皆卓而不群也。”这评论是十分允当的。他的诗，以五言近体为佳。论诗则主格调，以盛唐雄浑高远的风格为归，以矫“台阁体”浮靡冗沓之弊，例如《渡黄河》:

路出大梁城，关河开晓晴。日翻龙窟动，风扫雁沙平。

倚剑嗟身事，张帆快旅情。茫茫不知处，空外擢歌声。

这是羁旅行役之作，虽有怀才不遇，难展平生抱负之感，但意境开阔雄壮，句烹字炼，气逸调高，尤其是三、四两句，诚如沈德潜所说:“得少陵诗眼法。”再如《秋雨(一作“夜”)宿权店驿有感》:

驿灯分暝色，野馆滞秋阴。

已倦衰年事，偏驰故国心。

夜凉槐雨滴，月暗草虫吟。

归梦不知路，千山云更深。

正如汪端《明三十家诗选》所评:“善写旅况。”写旅况不免念亲怀人，或以萧瑟之景抒寂寞悲苦之情。而谢榛此诗却显得舒展开阔，韵致浑成。旅夜听雨滴秋槐、虫吟衰草，固然令人引发愁绪，但并无凄凉哀伤之情。四、八两句，使整首诗意境豁然。陈允衡《诗慰初集》卷二曰:“四溟诸律，多有伤于迫促处，此独悠闲。”所见甚为精当。李庆立《谢榛研究》，认为“谢榛的看家之作，应为五言律诗。”我亦有同感。其实他的七绝，也颇有佳作。例如《捣衣曲》:

秦关昨夜一书归，百战郎从刘武威。

见说平安收涕泪，梧桐树下捣寒衣。

描写戍边战士的妻子，当她收到丈夫的平安家书时，内心既宽慰又哀伤的感情，极其生动含蓄。末句更是意味深长，耐人咀嚼，“捣寒衣”正是这位妻子对丈夫的爱、愁、悲、喜等错综复杂感情的外化表现。他著有《四溟集》、《诗家杂说》。

后七子中还有一位值得重视的作家，就是宗臣(1525—1560)。他字子相，自称方城山人，兴化(今属江苏)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官吏部考功郎，稽勋员外郎。性格耿直，刚正不阿，严嵩擅权之时，士大夫趋之若鹜，宗臣则因反对严嵩，被贬为福建布政参议，后以御倭有功，任福建提学副使。向为人们所传诵的《报刘一丈书》，就是揭露严嵩骄横面目、讽刺趋炎附势之徒卑鄙灵魂的杰作。这是写给一位老前辈刘一丈(即刘墀石)的回信，刘信中曾以“上下相孚，才德称位”相劝勉，作者在此复信中，主要通过所谓“上下相孚”关系的辨析，痛快淋漓而又尖刻辛辣地嘲讽了上层社会中丑恶的世风，钻营名利的士大夫丧尽气节，行贿干谒、阿谀逢迎，卑躬屈膝，拜倒于权贵脚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而权贵又装腔作势，受了贿赂，则将无耻之徒称为贤能。从这种肮脏丑恶的上下关系中，暴露当时朝政黑暗、腐败。信中所抨击的相公、权门，就是当朝首辅严嵩。作者对那班干谒权贵的无耻之徒，固然嗤之以鼻，对权倾中外的豪门势要，也不屑一顾，表现了他那清介不俗、高风亮节的内心世界。讽刺的对象高度集中，文笔精练流畅而犀利泼辣，把被批判者穷形极态、惟妙惟肖地描绘了出来，《明文远》评此篇:“摹写蝇营狗苟之图，曲折如画，描神取态，颇似司马子长。”《明文霱》卷二○之评，更为之倾倒:“小说耶?传奇耶?为之绝倒。”这在复古派的文章中是难能可贵的。

著有《宗子相集》。

如前所述，前后七子作为以复古求革新的文学流派，在改变台阁体啴缓冗沓、歌功颂德的文风方面，是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的。由于理论上有片面性、绝对化的错误，导致创作上的拟古之风，限制了他们取得更大的成就。但是把他们的理论简单地概括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把他们的创作一概视为假古董，也是有很大片面性的，实际情况比一个简单的口号要复杂得多，他们理论的某些部分有不少合理的因素，他们的创作除了那些食古不化之作以外，也有一些很有价值的作品。各人的具体情况区别较大，更应作具体分析。实际上，复古思潮，终明之世，并未消歇。就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而言，复古派作家似比公安、竟陵更强一些，当然后者的小品文也自有其纯文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