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散文的流变：李梦阳、何景明的改革与吴中四学士的影响

一、明代散文的流变

宋代散文确立了古文的体式，其成就也达到古代散文的一个高峰。到了明代，散文的发展经历了一些曲折之后，再次出现一个特点，这就是散文的个性化明显起来。

明朝的开国之君朱元璋，崇尚儒学。《明史·儒林一》称：“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当干戈扰攘之际，所至征召耆儒，讲论道德，修明治术，兴起教化，焕乎成一代之宏规。”明初散文，以“开国文臣之首”（《明史·宋濂传》）宋濂为代表。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浦江（今浙江义乌北）人，官至学士承旨知制诰。宋濂认为文学的功用就是“明道”、“立教”、“辅俗化民”（《文说赠王生黻》），这种看法与统治者的需要一致。立国之初，他写了不少“修饰润色”之文，为新朝歌功颂德。他的散文也有富有人性、充满情趣之作。如《王冕传》就写出一个“狂士”的读书生活及精神面貌：

王冕者，诸暨人。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颂书。听已，辄默记。暮归，忘其牛。或牵牛来责蹊田，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

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是一篇自述性的散文，写自己早年求学之艰苦，是明代初期的好文章之一。

明代的开国功臣刘基（1331—1375），字伯温，青田（今属浙江）人，官至御史中丞兼太史令，是一位儒者，也是一位散文高手，其代表作是寓言集《郁离子》。他的《卖柑者言》是这类散文的代表作。

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新朝的初期总是较之前朝更有生机和活力，明朝也不例外。而在新朝，朝臣中的能文之士，面对比较有朝气的时局，总是会比较真诚的歌功颂德，明初文人也不例外。盛行于仁宗、宣宗两代（明永乐至成化年间）的“台阁体”，就是这种背景下出现和一种文学现象。

“台阁体”的代表人物“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与后期的李东阳等，都是身居台阁的重臣。“三杨”无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实，更重要的是他们参与了文化决策。《明史·杨士奇传》载：“帝励精图治，士奇等同心辅佐，海内号为治平。帝乃仿古君臣豫游事，每岁首，赐百官旬休，车驾亦时幸西苑万岁山，诸学士皆从，赋诗赓和。从容问民间疾苦，有所论奏，帝皆虚怀听纳。”他们的文学思想基础是程朱理学，作品多应制。《四库全书总目·杨文敏集提要》对杨荣的评论可视为对“台阁体”诸人的概括：“甚有富贵福泽之气。应制诸作，沨沨雅音。其他诗文，要皆雍容平易，肖其为人。虽无深湛幽眇之思，纵横驰骋之才，足以振耀一世，而逶迤有度，淳实无疵，台阁之文所由与山林枯槁者异也。与杨士奇国主一代之柄，亦有由矣。”(www.xing528.com)

三杨之后是李东阳主持政柄和文柄。李东阳是“茶陵派”诗歌的代表，但文章的主要倾向，是“雍容台阁”。其风格正如他在《倪文僖公文集序》中对馆阁之文的评论：“馆阁之文，辅典章，裨道化，其体盖典则正大，明而不晦，达而不滞，而惟适用。”

明代中期（1488—1572），文学的独立品格被大多文人重视。其背景是思想界突破了儒学传统。“理学之变而师心”，“时文之变而师古”（董其昌《合刻罗文庄公集序》）。“台阁体”受到批评，不同流派的作家涌现，不同风格的作品问世。这时期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以诗文复古相倡，有力地改变了文坛风气。不久，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多为嘉靖年间进士的“后七子”，也大力提倡复古。《明史·文苑传》载：“诸人多年少，才高气锐，互相标榜，视当世无人。七子之名播天下。”前后七子文学思想基本一致，但诗文理论和文学成就各不相同。

与前后七子同时，嘉靖年间还有一个文学主张鲜明的“唐宋派”，代表人物是王慎中、唐顺之和归有光等。史称“慎中为文，初主秦汉”，后又师法“欧、曾”。他们在散文创作上摹唐仿宋，反对七子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唐顺之有《文编》，茅坤在此基础上选《八大家文钞》，唐宋古文八大家之称也由此确定。

该时期还有祝允明、文徵明为代表的“吴中四学士”。他们的文学思想解放，才华横溢。

商品经济发达是晚明社会的主要特点。明代后期社会生活随之发生了较大变化。主要表现为道德观念、价值观念不再受儒学统治，程朱性理之学在明代后期受到广大士人的鄙弃，“异端”思想空前活跃。“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思想影响很大。代表人物是“公安派”的袁宏道。此后又有“竟陵派”的钟惺、谭元春等，其文学主张与公安派相近，但又有自己的特色。公安派的散文，多是与日常生活有关的题材，作者借此抒写闲情逸志。由于篇幅短小，文笔轻快，风格诙谐，时人称为“小品”。晚明小品，正是公安派的一大特色。相比之下，竟陵派也写小品，但由于在结构、文字、意境等方面比较讲究，追求“幽深孤峭”与“别理奇趣”，与公安派小品有着不同的韵味。

晚明文学理论中，影响最大的是李贽的“童心说”。这是最具代表性的张扬个性的明代文学理论。他认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者也”（《童心说》）。什么是“童心”？“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童心即出自人的本性的不假雕饰的情感。这是文学的一种理想境界。其思想性在于以此批判正统儒学的虚伪，并进而攻击统治思想。在此之后，袁宏道提出“性灵说”，发展了“童心说”，袁宏道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袁宏道《敝箧集》江盈科《叙》引）“世人所难得者唯趣。……夫趣得之自然者真，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此）趣之正等正觉最上乘也。……迨夫年渐长，官渐高，品渐大，有身如梏，有心如棘，毛孔骨节俱为闻见知识所缚，入理愈深，然去其趣愈远矣。”（《叙陈正甫会心集》）这种强调自然个性、尊重主观精神的文学思想，对明代散文，尤其是小品文的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明代小品文也从而成为明代散文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