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小品文是一个大概念，但也很具体，即指以公安派为代表的古文。“小品”本是佛家用语，指佛经略本，相对于大部头佛典而言。晚明用以指体制短小、文字精练、内容活泼的文章。其“小”，当有两层意义，一是篇幅短小，二是内容上，以抒写性灵为主，不同于“载道”的“高文大册”。这“小”本有些贬意，意即不成大气候，但其出现，却代表着散文发展的一种方向。从散文发展史上考虑，又可以说是中国散文史的另一主线，即最富文人气息、最有个性和灵气的散文。
在“公安”、“竟陵”之前，元末明初刘基的《郁离子》已是相当优秀的寓言小品，只是新朝国运，正处于上升时期，小品的创作，尚未能形成风气。当“公安”、“竟陵”起来后，明代小品文便创作蔚然成风，这与明代的文学思潮有关，也与公安派、竟陵派的自觉追求有关。公安派以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三人得名。江盈科、陶望龄、黄辉也属此派。
三袁的文学活动时期主要在万历年间。袁宏道（1568—1610），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二十三年为吴县令，一年后辞官闲居。二十六年起用为顺天府教授，后补礼部主事。不久，又因病辞职，万历三十四年再次任职，两年后辞官，不再复出。43岁病逝。袁宏道一生，做官的时间很短，闲居的时间较多。对文学的看法，在《叙小修诗》中表达得最明确：
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何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人何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
他自己的写作则是“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如《雨后游六桥记》，写“自适”之趣，不拘一格，表现性情：
寒食后雨，予曰：此雨为西湖洗红，当急与桃花作别，勿滞也。午霁，偕诸友至第三桥，落花积地寸余，游人少，翻以为快。忽骑者白纨而过，光晃衣，鲜丽倍常，诸友白其内者皆去表。少倦，卧地上饮，以面受花。多者浮，少者歌，以为乐。偶艇子出花间，呼之，乃寺僧载茶来者。各啜一杯，荡舟浩歌而返。
《虎丘记》描写明代苏州虎丘山中秋月夜游人云集情景。作者生动地描绘了虎丘的月夜景色和游人聚饮斗歌的场面：
虎丘去城可六七里。其山无高岩邃壑，独以近城故，箫鼓楼船，无日无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来，纷错如织，而中秋为尤胜。
每至是日，倾城阖户，连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靓妆丽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间，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罍云泻，远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无得而状。布席之初，唱者千百，声若聚蚊，不可辨视。分曹部署，竞以歌喉相斗；雅俗既陈，妍媸自别。未几而摇手顿足者，得数十人而已。
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练，一切瓦釜，寂然停声，属而和者，才三四辈。一箫，一寸管，一人缓板而歌，竹肉相发，清声亮彻，听者魂销。比至夜深，月影横斜，荇藻凌乱，则箫板亦不复用；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每度一字，几尽一刻，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矣。
剑泉深不可测，飞岩如削。千顷云得天池诸山作案，峦壑竞秀，最可觞客。但过午则日光射人，不堪久坐耳。文昌阁亦佳，晚树尤可观。面北为平远堂旧址，空旷无际，仅虞山一点在望。堂废已久，余与江进之谋所以复之，欲祠韦苏州、白乐天诸公于其中；而病寻作，余既乞归，恐进之之兴亦阑矣。山川兴废，信有时哉。
吏吴两载，登虎丘者六。最后与江进之、方子公同登，迟月生公石上。歌者闻令来，皆避匿去。余谓进之曰：“甚矣，乌纱之横，皂隶之俗哉！他日去官，有不听曲此石者，如月！”今余幸得解官称吴客矣。虎丘之月，不知尚识余言否耶？
袁宏道的作品对他的兄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袁中道（字小修，1570—1624），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其“一生心血，半为举子业耗尽”（《答秦中罗解元》）。他能看到文风与世风的关系，并进而认为：“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文章，有作始，自有末流；有末流，还有作始。”（《雪花赋引》）他的游记文字，较之兄长之文，多了一些愤慨。如《游高梁桥记》：
于是三月中矣，杨柳尚未抽条，冰微泮，临水坐枯柳下小饮。谈锋甫畅，而飚风自北来，尘埃蔽天，对面不见人，中目塞口，嚼之有声。……乃急归。已黄昏，狼狈沟渠间，百苦乃得至邸。坐至丙夜，口中含砂尚砾砾。
真是京师三月未见花。作者不免感慨：(www.xing528.com)
噫！江南二三月，草色青青，杂花烂城野，风和日丽，上春已可郊游，何京都之苦至此！苟非大不得已，而仆仆于是，吾见其舛也。且夫贵人所以不得已而居是者，为官职也；游客山人所以不得已而至是者，为衣食也。今吾无官职，屡求而不获，其效亦可睹矣。而家有产业可以糊口，舍水石花鸟之乐，而奔走烟霾沙尘之乡，予以问予，予不能解矣。然则是游也宜书，书之所以志予之嗜进而无耻，颠倒而无计算也。
袁中道的人物传记也写得很好。他写李贽的《李温陵传》可与袁宏道的《徐文长传》比肩。如对李贽为人的一段描写：
大都公之为人，真有不可知者。本绝意仕进人也，而专谈用世之略，谓天下事决非好名小儒之所能为。本狷洁自厉、操若冰霜人也，而深恶枯清自矜、刻薄琐细者，谓其害必在子孙。本屏绝声色、视情欲如粪土人也，而爱怜光景，花月儿女之情状，亦极其赏玩，若借以文其寂寞。本多怪少可、与物不和人也，而于士之有一长一能者，倾注爱慕，自以为不如。本息机忘世、槁木死灰人也，而于古之忠臣义士，侠儿剑客，存亡雅谊，生死交情，读其遗事，为之咋指斫案，投袂而起，泣泪横流，痛哭滂沱，而不自禁。……嗟乎，才太高，气太豪，不能埋照溷俗，卒就囹圄，惭柳下而愧孙登，可惜也夫！可戒也夫！
结合李贽的《自赞》，更能见出小品文的特点，和小品文作家的追求个性张扬的风格：
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词鄙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其交寡而面见亲热。其与人也，好求其过，而不悦其所长；其恶人也，既绝其人，又终身欲害其人。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饫德。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藉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动与物迕，口与心违。其人如此，乡人皆恶之矣。昔子贡问夫子曰：“乡人皆恶之，如何？”子曰：“未可也。”若居士，其可乎哉！
从李贽文中，不难看出一股反讽的意味，这是一种对传统的叛逆的态度。
竟陵派中人物钟惺（1574—1624），字伯敬，号退谷，竟陵（今湖北天门）人，万历进士，官至南礼部郎中。与同里谭元春（1586—1637，字友夏）齐名，号为“竟陵派”。他们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思潮，主张抒写性灵，他们的散文“幽深孤峭”，能表现出一种机智和风趣。如钟惺的《自题像》：
海神与秦皇帝相见，约曰：“我貌丑，勿图我。”许之。从官有以足指画其形者，神怒，激水崩岸，曰：“帝负我！”物情之护丑而好妍如此。予形寝悴，每至失望。江陵胡君平手图之而去。裴晋公有言：“彼见我龙种，故相戏耳。”请以蒹葭蒲柳之质，供君平兄弟一笑可也。
看似自嘲，实则寄寓孤愤；且驱遣古今人物，尺幅间层波叠浪，饶有机趣。
张岱的《西湖梦寻》是明代小品文在后期的优秀作品。张岱（1597—1679）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不求仕进，好山水，明亡后避居山中，以著述为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其《西湖梦寻》云：“是编乃于杭州兵燹之后，追记旧游，以北路、西路、南路、中路、外景五门，分记其胜。每景首为小序，而杂采古今诗文列于其下。岱所自作尤夥，亦附著焉。其体例全仿刘侗《帝京景物略》，其诗文亦全沿公安、竟陵之派。”《西湖七月半》是其代表作：
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只可看看七月半之人。看七月半之人，以五类看之。其一，楼船箫鼓，峨冠盛筵，灯火优傒，声光相乱，明为看月而实不见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楼，名娃闺秀，携及童娈，笑啼杂之，还坐露台，左右盼望，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声歌，名妓闲僧，浅斟低唱，弱管轻丝，竹肉相发，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月者，看之；其一，不舟不车，不衫不帻，酒醉饭饱，呼群三五，跻入人丛，昭庆、断桥，
呼嘈杂，装假醉，唱无腔曲，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实无一看者，看之；其一，小船轻幌，净几暖炉，茶铛旋煮，素瓷静递，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树下，或逃嚣里湖，看月而人不见其看月之态，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
杭人游湖，巳出酉归，避月如仇。是夕好名，逐队争出，多犒门军酒钱，轿夫擎燎，列俟岸上。一入舟，速舟子急放断桥，赶入胜会。以故二鼓以前人声鼓吹，如沸如憾，如魇如呓，如聋如哑，大船小船一齐凑岸，一无所见，止见篙击篙，舟触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少刻兴尽，官府席散，皂隶喝道去。轿夫叫船上人怖以关门，灯笼火把如列星，一一簇拥而去。岸上人亦逐队赶门，渐稀渐薄，顷刻散尽矣。吾辈始舣舟近岸。断桥石蹬始凉，席其上，呼客纵饮。此时月如镜新磨，山复整妆，湖复颒面，向之浅斟低唱者出，匿影树下者亦出，吾辈往通声气，拉与同坐。韵友来，名妓至，杯箸安，竹肉发。月色苍凉，东方将白，客方散去。吾辈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拘人，清梦甚惬。
本文描写当时杭州人七月半游西湖的盛况，从中可见明代文人的闲雅。文中对五种游湖人的观察十分细致，描写生动传神。
明代小品文之所以在明代散文中有重要的地位，是因其代表着明代文学的突出特征，即明代文人对儒学传统的突破，尽管这种突破是有阶段性的。与前代散文相比，这一文体在此时得到强化和完善，在中国散文上造就了一个最具富个性化的散文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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