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商人遭受政府掠夺及法制破坏

安史之乱后，为了解决各式各样的一时之急，商人的财富常常遭受到国家、藩镇及权贵等的种种盘剥。

唐政府公然破坏法制，侵犯商人财产、扰乱市场秩序，如“借商”、宫市等。建中三年，户部侍郎判度支赵赞等“谋行括率，以为泉货所聚，在于富商。钱出万贯者，留万贯为业，有余，官借以给军，冀得五百万贯”，德宗为筹措经费平息藩镇叛乱而采纳了他们的建议，“约以罢兵后以公钱还”。结果执行官吏“荷校乘车，搜人财货，意其不实，即行榜箠，人不胜冤痛，或有自缢而死者”。[86]京师一片混乱，如同被贼盗抢劫一般，后来德宗不得不下诏将其罢去。僖宗时，“赏赐乐工、伎儿，所费动以万计，府藏空竭”，神策中尉田令孜“说上籍两市商旅宝货悉输内库，有陈诉者，付京兆杖杀之”。[87]比起德宗，更是不如，手段也更加残酷。《顺宗实录》卷二载:“贞元末，以宦者为使，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复行文书，置白望数百人于两市并要闹坊，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即敛手付与，真伪不复可辨，无人敢问所从来。其论价之高下者，率用百钱物买人直数千钱物。仍索要进奉门户并脚价钱。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宫市，而实夺之。”宦官依仗有皇帝撑腰，借“宫市”之名强取豪夺。[88]

“借商”、宫市有如抢劫，和籴则是好事办成坏事。和籴本意在于利用政府的力量，平抑丰年和荒年的粮价，安定社会秩序。然而具体到实施过程，却没有产生施惠于民的良效。德宗时，陆贽批评和籴之弊说:“有司竞为苟且，专事纤啬，岁稔则不时敛藏，艰食则抑使收籴。遂使豪家、贪吏，反操利权，贱取于人以俟公私之乏。又有势要、近亲、羁游之士，委贱籴于军城，取高价于京邑。又多支絺、纻充直，穷边寒不可衣，鬻无所售。上既无信于下，下亦以伪应之，度支物估转高，军城物价转贵。度支以苟售滞货为功利，军城以所得加价为羡余。虽设巡院，转成囊橐。至有空申簿帐，伪指囷仓，计其数则亿万有余，考其实则百十不足。”[89]官吏上下勾结，丰年时不加价收购粮食，反而在荒年头抑价强买。和籴有名无实，成为官员、权贵敛财的门径。白居易在《论和籴状》中也揭露说:“比来和籴……但令府县散配户人，促立程限，严加征催。苟有稽迟，则被追捉。迫促鞭挞，甚于赋税，号为和籴，其实害人。”[90]本为利民的和籴，反成民害。

藩镇为增强实力好与中央对抗，也伸手向商人要钱。建中三年，德宗派军征讨魏博节度使田悦，田悦大败逃归魏州，“悉出府库所有及敛富民之财，得百余万，以赏士卒；众心始定”。[91]富商之财成了他的救星。宪宗时，淮西节度使吴少阳，“不立繇役籍，随日赋敛于人。地多原泽，益畜马。时时掠寿州茶山，劫商贾，招四方亡命，以实其军”。[92]抢掠茶商及其他商贾，随意征税，壮大力量。僖宗时荆南监军朱敬玫更是“屡杀大将及富商以致富。”[93](www.xing528.com)

商人的财富还躲不过势要的侵夺。《新唐书·马燧传附子畅传》载:“燧没后，以赀甲天下，畅亦善殖财，家益丰。晚为豪幸牟侵，又汇（马畅之兄）妻讼析产……中官往往逼取，畅畏不敢吝，以至困穷。”马畅出身豪门，自己是官僚兼商人，仍摆脱不了勒索而陷于困穷，一般富商就更不在话下了。僖宗时，淮南节度使高骈嬖臣的党羽诸葛殷看上广陵大贾周师儒的房产，求之不得，就向高骈声称城中有妖“当筑坛禳却之”，“因指贾居，骈敕使即日驱徙，殷入居之”。[94]顷刻间，富商大贾即丧失家园。

上述唐代商人所遭受的掠夺也许只能概其一斑，现实生活中他们遇到的侵扰可能远多于此。不过，这些所为在唐人看来也是乱政，是贤君所不为，而为有识之士所反对的，体现的是对唐初确立的较为良好的法制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