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理集聚效应研究

提到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问题，大多数研究集中于探讨区位选择和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而在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时，国内外文献研究的重点多在于外部环境，既东道国的投资环境。这和最早明确提出国际直接投资区位优势概念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有一定的关系。该理论认为，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决定了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投资到哪里”的问题，这些海外国家或地区提供特定的区位优势，这些市场比国内市场或者其他市场的利润更加丰厚，进而吸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企业在其内部进行直接投资。同时这些特定区域的有利要素是不可移动的，主要是指东道国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市场容量和政府的鼓励与限制制度等。具体可以归纳为：由当地特定资源禀赋结构决定的生产成本优势；由当地有关的政策、法规带来的优势；由原料地、生产地、市场之间的运输距离所决定的运输成本优势等。

基于此，一般在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时，考察的要素基本为东道国的政治环境、其工资水平、自然资源禀赋状况、对外来投资者欢迎程度，以及双边地理距离等等。但是，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除了传统投资理论认为的这些外部影响因素，还应包括内部因素，即母国因素。这里提到的内部因素并不是指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等这样的企业内部因素，这些因素决定企业是否对外直接投资而非投资在哪里。笔者将这种区位选择的内部因素理解为来自我国对外直接行为主体的因素，即对外直接投资的集聚或者前后关联性企业投资的加入行为。

Krugman(1991)在《报酬递增和经济地理》一文中强调规模经济对产业地理集聚的作用。他特别指出，制造业的部分需求也来自制造业本身，这也是对缪尔达尔(Myrdal)提出的因果循环论和阿瑟(Arthur)提出的正向反馈的验证，即制造业生产倾向于集聚在一个大市场，而制造业生产集聚的市场是比较大的。这种循环被Hirschman(1958)定义为“后向关联”(backward linkage)。模型中规模经济作为集聚力量与运输成本等扩散理论平衡进而形成一种均衡状态。Krugman & Venables(1995)将Krugman(1991)的中心—外围理论的基本思想运用到世界经济而非国家内部，类似地，这种“后向关联”或规模经济仍然作为集聚力量被考虑于其中。在他们从理论上对聚集效应的影响进行研究之后，开始有学者从聚集经济的角度，考察该因素对FDI的作用。理论上比较有代表性的是Venables(1996)，他通过建立一个两国经济模型，在两个不完全竞争产业——上游和下游产业、两个地区的假设下，从理论上分析了聚集经济对公司区位的影响。他认为，不完全竞争和运输成本在上下游产业中产生了“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效应，并且中间产品的成本和这些关联效应共同决定了区位。在实证方面，投资国或地区的集聚现象也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并有学者针对一些国家进行了经验分析。Wheeler & Mody(1992)认为如果集聚经济的效果足够大，那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投资风险的负面影响。他们对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集聚经济是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Smith & FIorida(1994)探讨了在区位选择过程中，具有前后关联的制造业企业的集聚作用。他们以日本制造业企业在美国的投资情况为例，提出了一个假设，即日本汽车装配企业在进行区位选择时，会重点考虑有日本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的地区。文章应用计量经济模型检验了集聚效应和其他区位特征，并且实证结果验证了他们的假设，即日本汽车相关制造业企业会倾向于选择接近日本汽车装配公司、接近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人口较多、制造业密度更高、交通更便利的地方。他们发现日本企业具有较强的聚集特征。Head，Ries & Swenson(1995)认为，由于地理位置接近产生的外部性或集聚效应使同行业的企业倾向于选择相同的区位。他们以日本在美国的直接投资为例，考察751家建立在美国的日本制造业企业，实证结果显示行业水平的集聚效应在企业选择区位时发挥了重要作用。类似的研究还有Henisz & Delios(2001)，他们以日本1990—1996年在全球155个国家和地区的2 705个公司区位选择为样本，分析后发现在信息等因素不确定的条件下，先前企业的决定和行为会为后来者提供信息，表现出集聚的特征。Gross，Raff & Ryan(2002)从行业的角度更加细致地分析了日本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企业在欧洲的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情况。他们的研究对象是1970年到1995年日本在欧洲的直接投资企业，研究发现日本厂商趋向于选择有其他日本厂商的市场。具体地，1970—1980年日本在欧洲某一地区的制造业直接投资会吸引更多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投资；但之后日本在欧洲的服务业投资会吸引制造业投资的进入。(www.xing528.com)

目前，国内文献对投资集聚效应的研究基本局限于外商直接投资的领域中。Head & Ries(1996)，Cheng & Kwan(2000)，He(2003)，梁琦(2003)，张俊妮、陈玉宇(2006)，以及余珮、孙永平(2011)等人的研究，都是用中国的经验数据检验了外商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发现来自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投资表现出集聚效应。而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集聚效应的文献少之又少。

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现象出发，通过第三章的统计数据，从投资金额上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地理集中的情况；从企业数量上看，随着投资额度的增加，投资企业数量的增幅也较大。那么，来源于新增投资者的投资和原有企业在特定区域的新增投资是否和集聚效应相关呢?这里假设我国对某东道国的直接投资会引致我国对其更多的直接投资，即提出假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地理集聚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