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认为，有不能打仗的将领，没有不能打仗的士兵；有百战百胜的将领，没有一定打胜仗或者一定不能打胜仗的士兵。
人有百种，有智谋的人喜欢建功立业，勇敢的人喜欢实现自己的志向，贪婪的人则钻营于功名利禄。有能力的领导应根据他们不同的性情抓住他们品质个性的优点，根据每个人的专长，安排他们的工作，做到人尽其才，而无能的领导则只会埋怨手下无人可用。
西夏王元昊的心腹爱将野利王、天都王多次率兵侵犯宋朝边境。掠夺财物，宋朝守边大将种世衡想设计除掉这二人，但一时之间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论武艺，种世衡手下大将无一人是二王对手，硬拼肯定不行，那么只能借元昊的手杀了他们了。种世衡突然想到一个叫王嵩的和尚，为人坚忍厚道，佛学高深，可以任用，于是便劝他还俗，又奏表让朝廷授给官职，并借助职务之便替他办了家中之事。
王嵩很感激种世衡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一心希望能有机会报答这位恩人。忽然有一天，种世衡因事审讯拷打王嵩，打得极其残酷，但王嵩始终说自己是被冤枉的，一点也不为酷刑屈服。
种世衡便对王嵩说：“我知道你是冤枉的，拷打你，只是试试你的忍耐力。我想让你去完成一件大事，要你保守秘密，可能比刚才所受的拷打还要痛苦，你能始终坚持下来吗?”
王嵩忍痛说道：“卑职早就想报答大人的恩情，愿以死相谢。”
于是，种世衡写了一封给野利王的信，用膏蜡裹了，让王嵩封藏在衣裳里。
种世衡叮嘱说：“这封信不到死的时候不能泄漏。如果必须泄漏时，得说自己辜负了恩情，不能完成将军之事。”
接着，种世衡又取出一幅画着龟的画和一筐红枣，要王嵩赠给野利王。
王嵩到了野利王那里，就把种世衡吩咐的都做了。
野利王笑着说：“我一向很看重种将军的人品和胸怀，现在怎么有这种小儿女的见识呢?”
他估计王嵩另有书信，向他索要。王嵩假装用眼睛看看左右，回答道：“没有。”
野利王不敢隐瞒此事，就把龟图和红枣封好连王嵩一起献给西夏王元昊。
元昊召见王嵩，问种世衡的信在哪里。王嵩说没有信。元昊下令用刑。
王嵩被酷刑折磨得死去活来，但仍说没有信。
过了几天，元昊又召见王嵩，严厉地说：“如果再不说出信在哪里，就杀了你。”
王嵩还是回答“没有”。元昊大怒，命人将他拉出去杀了。
王嵩被杀前，大叫道：“原先将军派我送信给野利王，要我不得随便泄漏，现在不幸要死了，没有完成将军所托之事，我对不起种将军!”
说完，他解开衣裳，拿出信，献给了元昊。
元昊从此怀疑野利王不忠，便暗中派爱将假充野利王的使者，到种世衡处探听虚实。(www.xing528.com)
种世衡知道这是元昊派来的，假装不知，就大骂元昊，说野利王有心归顺大宋，并备了丰厚的礼物送给使者，并说：“替我对你们的王爷说，快点下决心，不要优柔寡断了。”
使者回去后不久，王嵩被放了回来，报告种世衡说野利王已被元昊处死了。
接下来，种世衡又想离间天都王，就在边境上祭祀野利王，在祝版上写了悼念的文字，文中多处提到野利王与天都王的暧昧联系，还说什么两王有意归顺宋朝，谁想野利王中道却先去了，可惜可叹!把祭文杂在纸钱里，等看到敌人出现，立刻烧掉。
祝版上的字不能很快消失，被敌军得到献给元昊。
于是，天都王也开始被元昊怀疑，终被治罪。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种世衡手下兵将如云，皆不入法眼，偏选了一个和尚，大概是凡为和尚皆有能忍人之所不能忍的精神吧!
正是王嵩的作用，才使得此反间计不废一兵一卒而能一石二鸟地获得成功。
可见任何人在某些方面都有其所长，人无庸人，关键在于如何用人。
没有无用的下属，只有不会用人的领导。在现实生活中，也经常听许多老板讲，企业里缺少二件：硬件缺资金，软件缺人才。人们不禁要问，老板你会用人才吗?
俗话说“没有没用的人，只有不会用人的人”。大概就是说关键是你如何用人了。在这方面，大家都经常引用汉高祖刘邦的用人之道。《史记•高祖本记》记载：刘邦获天下之后，大宴群臣，席间，刘邦问及：“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占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曾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这句话经常被人引用，但是，有许多老板们未必能从一定的高度理解用人之理。其实，人各有其长，又各有其短。据《泾野子内篇》记载，一老头有五子，老大质朴，老二聪慧，老三目盲，老四背驼，老五足跛。试看这位用人“高手”的神奇安排：老大务农去，老二经商去，老三按摩，老四搓绳子，老五纺线。真乃神来之笔。
其实，用人之长，去人之短，历代宏论颇丰。司马光说；“夫人之材，各有所宜，虽周孔之材不能偏为人之所为，况其下乎?固当就其所长而用之。”唐太宗李世民也说：“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拱角，无曲直长短，各种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由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将无弃才，明主无弃士”真是高论。
如上用人宏论，或许有些有志之老板在用的时候研究过，有些可能学以致用了，而有的则不得要领。其实，这在相当的情况下属于用人态度问题。有些国营企业用人之毛病自不必说，而有些私营企业在用人问题上，又担心“放权”太多会导致“私有财产流失”。总之用而疑之。还有些老板对人才的理解有问题。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可能是一个工种，那么也就不可能只需要一种人才。而是各种各样的人才。这样也就导致人才的分工与协作。老板的任务就是在分工和协作中起协调的作用。
1950年，丰田公司内部的劳资纠纷，使得丰田喜一郎辞去了社长的职务。在这种危难的关头，只有选用有才能的人来扭转危局。丰田家族的当事人选中了当时在公司内作中层的“外人”石田退三。
石田退三实际上没有任何专业知识，但是，在他早期的经商活动中，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没有什么专业知识的石田退三，之所以被选为丰田家族产业的总管，这主要是因为他有两个方面的优势：其一，是他的务实的精神。相比较而言，丰田的前两位创业者，对技术和机械的着迷，使他们身上多少都有些浪漫主义的色彩，他们是按照理想来经营丰田的。但是商业所通用的却是扎实的、甚至是冷酷的务实主义。而石田身上正具备这种品质。其二，是石田对丰田家族的忠实、可靠。正是这一点，使得石田获得了丰田家族的充分信任。
其实，石田退三有足够的才能来创建自己的产业。所以在石田退三退休之后，他曾不无后悔地说：“在我一生中，最遗憾的是，没有建立起一份以石田为名的事业。”但他却为丰田这份事业尽了自己一生的责任。事实上，在石田作总管的十几年间，他确实掌握着丰田的实权，尽管有创造自己事业的念头，却从没有想过要把丰田集团据为已有。石田从一开始起，就确认为，以丰田汽车为中心的丰田集团是丰田家的产业，他自己只不过是个“总管”。在这里石田也表现出了一种真正的企业精神；企业的发展是公，而自己的利益只是私，公私一定要分明。
后来，事实证明，选择石田退三来管理公司，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丰田公司这个家族从石田退三以及其他“外人”身上获得极大的实惠。
石田以其独有的务实精神，来管理丰田汽车公司，把1950年还只是刚刚起步的丰田汽车业一步步，稳扎稳打地树立为“世界丰田”。他的务实管理是相当成功的。到1961年石田退三为会长时，丰田汽车已是国内的佼佼者，并已走向世界。这十几年间，丰田的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业绩，就是在他的“总管”之下，丰田家族内部没有任何“内讧”。这与他自己强有力的管理有关。他对丰田家族里的人也使用，但必须根据他们的才能来使用。如果没有什么管理才能，即使是丰田家的人也同样被降职。因此，有评论认为：“丰田集团公司从一个地方企业，发展成世界性规模的大企业，虽说仍是一个家族企业，却始终没有出现家庭内讧，其中，大总管石田的存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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