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兵学通史：颠覆性的用兵创新

李靖身处战术变革的时代，轻骑兵盛行一时，作战思想也面临着新旧交替。生逢乱世的李靖投身于大唐平定天下的统一战争和巩固边疆的战争之中，顺应了当时军事思想发展的潮流，在战争实践中体现了出敌不意，长驱直入，快速突袭，穷追猛打的用兵特点。纵观其一生，李靖参与的主要战役先后有平定萧铣之战、平定辅公祏之战、击灭东突厥之战、西征吐谷浑之战等。在这些战役中，李靖无论是在水战还是在陆战中，均注重抓住有利战机，趁敌不备或疏忽之时，通过快速行动，对敌实施出其不意的攻击；在初战得手之后，往往会一鼓作气实施连续打击，不给对手喘息之机，即使敌人侥幸逃遁，他也会不辞辛苦，穷追猛打，直至彻底歼敌。如在西征吐谷浑之战中，李靖以主帅身份率军征讨，长驱疾进，在击败吐谷浑部众后，克服兵马疲惫、缺粮断水的困难，深入沙碛，实施追歼行动，突袭吐谷浑主力部队，重创对手，充分反映了其果敢进击、穷追猛打、歼敌务尽的用兵思想。

（一）料敌制胜，注重权变

李靖身经百战，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久经沙场的他格外强调以谋取胜，而非力战搏胜。李靖指出：“夫将之上务，在于明察而众和，谋深而虑远，审于天时，稽乎人理。”^[27]尽管这是针对将帅职责而说的，但观其军事实践，“谋胜”是贯穿李靖用兵指导思想始终的一条主线。他推崇“谋胜”并非无所凭依，而是建立在“料敌”基础之上。李靖花费大量篇幅谈论如何料敌，这也是一名优秀将领应具备的军事素养。

李靖的“料敌”言论约略包含如下几方面内容。

一是侦察敌情。获取敌情有多种途径，侦察就是其中比较直接而重要的一种方式。“侦察”一词虽然出自《后汉书》“为汉侦察匈奴动静”^[28]，但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广泛运用于战争实践。《孙子兵法》主张通过战场侦察并做精确分析，准确地把握敌方的真实意图，并对春秋时期以前的侦察手段进行了理论总结，将其归纳为后人所谓的“相敌三十二法”。

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利也。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散而条达者，樵采也；少而往来者，营军也。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奔走而陈兵车者，期也；半进半退者，诱也。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见利而不进者，劳也。乌集者，虚也；夜呼者，恐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旌旗动者，乱也；吏怒者，倦也。粟马肉食，军无悬缶，不返其舍者，穷寇也。谆谆翕翕，徐与人言者，失众也。数赏者，窘也；数罚者，困也；先暴而后畏其众者，不精之至也；来委谢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谨察之。^[29]

李靖并未如孙子那样详述侦察之法，而是着重阐述如何开展侦察活动。他指出：

凡是贼徒，好相掩袭。须择勇敢之夫，选明察之士，兼使乡导，潜历山原，密其声，晦其迹，或刻为兽足，而却履于中途；或上冠微禽，而幽伏于丛薄。然后倾耳以遥听，竦目而深视，专智以度事机，注心而候气色，见水痕则可以测敌济之早晚，观树动则可以辨来寇之驱驰也。^[30]

李靖不仅提出了侦察人选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探讨了为达成侦察目的而必须遵循的行动要领。这些侦察要领是久经戎阵的将帅历经长期战争实践锤炼之后总结出来的。李靖所说的侦察主要是指派出专人到远离驻地的特定地方侦探敌情，古人常将此类侦察人员称为“探候”“斥候”，多用于行军或作战之前。李靖对“探候”的行动要领做了明确阐述，指出：

诸军马既逼贼庭，探候事须明审。诸营住及营行，前后及左右厢肋上，五里着马两骑，十里更加两骑。十五里更加两骑，至三十里，一道用人马十二骑。若兵多，发引稍长，肋上即更量加一两道，使令相见。其乘马人，每令遥相见，常接高行，各执一方面异旗，无贼此旗常卷，见贼即须速展。军营见旗展，即知贼至，须觅稳处。^[31]

正由于深刻意识到事先掌握敌情攸关己方战略筹划与作战指导，李靖强调指出：“敌之动静，而我必有其备；彼之去就，而我岂不得保其全哉。”^[32]将侦察提升到保全己方的高度，足见李靖对侦察的非同寻常的重视。

二是用间。最早系统深入地阐述用间理论者，莫过于《孙子兵法》。孙子提出了“五间”，区分了五种间谍：“故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因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间也。生间者，反报也。”^[33]虽然孙子可谓“用间”理论之鼻祖，但是不少观点并未完全展开阐述，有些言辞过于简略。李靖在用间理论上没有更多创新，但对孙子的一些论点做了进一步的阐述，极大地丰富了相关内容，尤其对如何区分对象实施富有针对性的用间进行了探讨。他首先列举了用间对象，包括敌国的君主及其亲信、近臣、贤人、能人、外交人士以及敌国的支援国、友好邻国。从中可能看出，李靖主张用间主要是围绕敌国的君主以及能够影响敌国生存与发展的特定人群、国家而展开。其次归纳了五种用间方法：“有因其邑人，使潜伺察，而致词焉；有因其仕子，故泄虚假，令告示焉；有因敌之使，矫其事而返之焉；有审择贤能，使觇彼向背虚实，而归说之焉；有佯缓罪戾，微漏我伪情浮计，使亡报之焉。”^[34]并且叮嘱道：“凡此五间，皆须隐秘，重之以赏，密之又密，始可行焉。”^[35]最后详细地探讨了怎样实施反间计。他认为实施反间计必须做到“理须独察于心，参会于事”^[36]，这样才不会上当受骗。李靖强调“即我之所须，为彼之所失者，因其有间而反间之”^[37]，在识别了对手派来刺探情报的间谍后，要佯装不知，将计就计，故意把假情报泄露给他，“彼若将我虚而以为实，我即乘其弊而得其志矣”^[38]，从而在有效地误导敌人之后实施打击，用力小而收效大。李靖所提出的用间之法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是对孙子用间理论的有益补充。

三是判断敌情，通权达变。高明的将帅不仅重视多方收集情报，而且注重依据已探明的敌情做出正确的判断。孙子指出，“将不能料敌，以少合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曰北”“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39]。孙子所谓的“料敌”是根据敌我兵力的多少和军队战斗力的强弱以及作战的地形、距离所做出的判断。李靖对“料敌”在作战中所占据的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指出“统戎行师，攻城野战，当须料敌，然后纵兵”^[40]，将其视为攻伐行动的前提。李靖对“料敌”做出了自己的理解，就其所包含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料其彼我之形，定乎得失之计，始可兵出而决于胜负矣。当料彼将吏孰与己和，主客孰与己逸，排甲孰与己坚，器械孰与己利，教练孰与己明，地势孰与己险，城池孰与己固，骑畜孰与己多，粮储孰与己广，工巧孰与己能，秣饲孰与己丰，资货孰与己富。”^[41]认为如果能够就上述因素做出正确的判断，没有不会成功的。显然，这一阐述极大地丰富了孙子的“料敌”思想。为达成此目的，李靖对指挥员提出了要求，即“军无小听，听必审也；战无小利，利必大也”^[42]，指出将领统率军队必须做到明察秋毫而不偏听偏信，争取大利而不贪图小利。他认为，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将帅应将掌握的各种信息相互参证、核实，在经过严格验证、反复推敲后再予以采用。

当然，仅此还是不足以确保正确“料敌”，李靖强调将帅必须因情制宜，精通权变之道，并就如何灵活处置“小寇”与“大敌”进行对比阐述。(www.xing528.com)

若遇小寇而有不可击者，为其将智而谋深，士勇而军整，锋甲坚锐而地险，骑畜肥逸而令行：如此则士蓄必死之心，将怀擒敌之计，此当固而待之，未得轻而犯也。如逢大敌而必可斗也者，彼将愚昧而政令不行，士马虽多而众心不一，锋甲虽广而兵刃不坚，居地无固而粮运不继，卒无攻战之志，旁无军马之援：此可袭而取之。^[43]

李靖通过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置之道，深刻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不论是攻城还是野战都要事先“料敌”，绝不能被对手的表象迷惑，必须透过表象全面而准确地分析其将领、士卒、治军、战场地形、后勤补给以及军心士气等诸多状况，由此方能对敌情做出正确的判断。

为进一步引起战争指导者和各级指挥员的关注，李靖将“料敌”上升到了关乎“决胜”的战略高度进行阐述：“夫决胜之策者，在乎察将之材能，审敌之强弱，断地之形势，观时之宜利，先胜而后战，守地而不失，是谓必胜之道也。”^[44]随后，他详细地列举了在战场上可能出现的若干敌情，并给出了正确的应对之策。

若上骄下怨，可离而间；营久卒疲，可掩而袭；昧去迷就，士众猜嫌，可振而走；重进轻退，遇逢险阻，可邀而取。若敌人旌旗屡动，士马数顾，其卒或纵或横，其吏或行或止，追北恐不利，见利恐不获，涉长途而未息，入险地而不疑，劲风剧寒，剖冰济水，烈景炎热，倍道兼行，阵而未定，合而未毕，若此之势，乘而击之。^[45]

从其一系列论述中可以看出，李靖主张用兵尚权，在判断敌情过程中表现得尤其显著。他强调：“夫将之上务，在于明察而众和，谋深而虑远，审于天时，稽乎人理。若不料其能，不达权变，及临机对敌，方始趑趄，左顾右盼，计无所出，信任过说，一彼一此，进退狐疑，部伍狼藉，何异趣苍生而赴汤火，驱牛羊而啖狼虎者乎？”^[46]

联系李靖所指挥的一系列战役，亦可看出他的“临机果，料敌明”^[47]的用兵特点，在勇擒颉利可汗、平灭东突厥之战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贞观三年（629），东突厥发生内乱，李靖奉命出征。次年正月，李靖率军出敌不意地进军至恶阳岭（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南），夜袭颉利可汗盘踞的定襄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很快攻破了城池。李靖的进军行动完全出乎颉利的意料，导致其惊恐万状，迅即携牙帐向北逃遁，随后又在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被唐军击败。屡战屡败的颉利可汗在不利处境下为保全自己，遣使入朝谢罪，唐太宗下诏允许其投降。当唐朝使者唐俭前往抚慰颉利可汗之时，李靖深入分析了敌情，认为“颉利虽败，其众犹盛，若走度碛北，保依九姓，道阻且远，追之难及”^[48]，决定根据当时唐朝“诏使至彼，虏必自宽”^[49]的情形，趁其放松戒备之时，临机应变，果断出击。于是，他率军连夜出击，对突厥牙帐实施奇袭。而这时颉利可汗刚见过唐朝使者，完全解除了对唐军的戒备。唐军一举得手，大获全胜。李靖在此战中善于料敌，准确地把握了颉利“外为卑辞，内实犹豫”的狡诈心态，认为其居心叵测，企图借表面归降唐廷，为自己谋取东山再起的时间。在正确料敌的基础上，李靖着眼大局，通权达变，舍小而取大，置此时身在突厥大营的唐俭而不顾，果断把握稍纵即逝的战机，“勒兵夜发”^[50]，奔袭颉利可汗，收到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效果。

（二）速决战与持久战须因敌制宜

《孙子兵法》在总结前人作战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兵贵胜，不贵久”的速决战理论。在春秋时期之前的战争实践中，虽然也出现过持久作战的情形，但受到当时的武器装备、后勤保障、战争动员、军事工程以及作战指导理论等一系列时代因素的制约，速决战思想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孙子深入地阐述了这一思想，主张“攻其无备，出其不意”^[51]，在敌人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措手不及的突然攻击，从而达成速胜的目的。要达成速胜目的，孙子强调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必须做到快速性、突然性、隐蔽性。其中突然性居于主导地位，必须做到“兵之情主速”^[52]，而快速性、隐蔽性的最终目的均是为了达成对敌军事行动的突然性。孙子还主张“避实而击虚”^[53]，避开强大之敌而打击弱小之敌，或避开敌人强点而打击其弱点，核心要义是以优势对劣势，以集中对分散，以众击寡，造成一种“以碫投卵”^[54]的态势；强调要“夺其所爱”^[55]，即夺占敌人要害之处。这些论述极大地丰富了速胜思想的内容，但囿于时代因素，孙子未曾论及持久作战。

在李靖之前，世人论及久速大多止于持久作战对己之害，未见持久作战对敌之害，更未分析当形势逆转，对敌之害远远大于对己之害时，持久作战对己之利和意义。李靖对前人大量的战争案例做了深入扎实的研究，同时总结了自己的战争实践经验，对久速这对军事范畴进行了辩证而务实的阐述。基于军事斗争的普遍情形，他承认“用兵上神，战贵其速”^[56]，并转引《吕氏春秋》云：“凡兵者，欲急捷，所以一决取胜，不可久而用之矣。”^[57]然而，究竟选择速决战还是持久战绝不是单纯由己方所决定的，务必考察彼己双方的态势，甚至可以说应该更多地考察对手的实际情形，举凡敌将指挥能力、军队斗志及战斗力、武器装备、战争准备、军纪、辎重、作战地形等状况，都必须全面准确地掌握并予以深入分析。一旦遭遇劲敌，持久战不失为更明智的选择。如果对方“敌将多谋，戎卒辑睦，令行禁止，兵利甲坚，气锐而严，力全而劲”^[58]，那么己方依然采取速决战就是冒险之举，绝非上策。李靖主张“当卷迹藏声，蓄盈待竭，避其锋势，与其持久，安可犯之哉！廉颇之拒白起，守而不战；宣王之抗武侯，抑而不进是也”^[59]。由此可见，他提出在适合的条件下采用持久作战方针，是在借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即以往廉颇在长平以持久战成功抗拒白起、司马懿在五丈原以持久战成功抗拒诸葛亮的作战经验。无论是速决战还是持久战，成功的秘诀皆在于“因敌制胜”。

（三）用兵须善用气势、地势、因势

作为兵学范畴上的“势”，最早出自《孙子兵法》。孙子指出，“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60]，认为战胜攻取不单纯依靠军事实力，还必须营造有利的作战态势，从而能够有效地发挥己方军事实力的优势。“勇怯，势也”^[61]，态势对于军队战斗力和将卒士气具有直接影响。态势有利，怯者可以变为勇者；态势不利，勇者则会变为怯者。怯者与勇者的转换是由作战态势所决定的，足见“势”在用兵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由于“势”对于军队战斗力的强弱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后世兵家均不断深化对“势”的探讨。孙膑指出“凡兵之道四：曰陈（阵），曰埶（势），曰变，曰权。察此四者，所以破强適（敌），取孟将也”^[62]，将“势”视为用兵之道的一个部分，并对“势”的内涵发表了个人看法：“何以知弓奴（弩）之为埶（势）也？发于肩应（膺）之间，杀人百步之外，不识其所道至，故曰弓弩埶（势）也。”^[63]《吕氏春秋》将孙膑的用兵特点总结为“孙膑贵势”^[64]是颇有道理的。后世兵家又不断丰富“势”的内涵，形成了颇具中国兵学特色的“乘势”思想。《淮南子·兵略训》提出“胜在得威，败在失气”，杜预指出“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无复着手处也”^[65]，均强调适时利用高涨的军威士气乘势破敌。李靖传承了该思想，认为“凡事有形同而势异者，亦有势同而形别者。若顺其可，则一举而功济；如从未可，则暂动而必败”^[66]，将帅指挥作战能够乘势而为，则必能一举成功，反之就会失败。在此基础上，李靖提出：

兵有三势，一曰气势，二曰地势，三曰因势。若将勇轻敌，士卒乐战，三军之众，志厉青云，气等飘风，声如雷霆，此所谓气势也。若关山狭路，大阜深涧，龙蛇盘阴，羊肠狗门，一夫守险，千人不过，此所谓地势也。若因敌怠慢，劳役饥渴，风波惊扰，将吏纵横，前营未舍，后军半济，此所谓因势也。若遇此势，当潜我形，出其不意，用奇设伏，乘势取之矣。^[67]

这里的“气势”注重激发将士旺盛的斗志和昂扬的士气；“地势”注重抢占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关隘、通道、路口等，类似于孙子所说的地形中的“隘形”“圮地”“围地”；“因势”注重抓住敌军的虚弱之处和破绽，诸如官兵意志懈怠、劳累、饥渴、惊扰、行军半济等状况，趁机予以打击，也就是兵法所谓的“乘敌之隙”。显然，“因势”来源于孙膑所说的“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68]之语。李靖提出的“三势”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北宋兵学家许洞认为“势之任者有五：一曰乘势，二曰气势，三曰假势，四曰随势，五曰地势”^[69]，其中的“气势”“地势”即源于《李靖兵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