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素在长期的戎马生涯中，先后参加北周灭北齐战争、平定三方之乱、隋灭陈之战、平定江南叛乱、北击突厥等重大军事行动，屡立战功，威名远播。杨素在战争实践中形成了有别于他人的用兵特点，“多权略，乘机赴敌，应变无方”[21]，善于因情用兵，所以能够做到“战无不胜，称为名将”[22]。
一是敢于创新战法，灵活用兵，因敌制胜。崛起于6世纪中叶的突厥长于骑射，拥有一支人数众多、战斗力强的骑兵力量。他们屡屡南下袭扰和掠夺，时刻威胁隋朝北疆的安全。当突厥达头可汗率领十余万骑兵再次南下侵扰时，隋文帝杨坚任命杨素率军迎击。在交战之前，杨素与部下商议退敌之策。以往在与北方游牧民族作战时，由于对手拥有强大冲击力的骑兵，这些将领通常都会“以戎车步骑相参，舆鹿角为方阵，骑在其内”[23]，也就是采取攻守结合，先以防御为主，而后再适时转入进攻的阵法。这里涉及中国古代作战中的阵法问题。最早深入探讨阵法的兵书是《孙膑兵法》，其中的《八阵》《官一》《十阵》《十问》四篇提及12种阵法的名称，包括方阵、圆阵、疏阵、数阵、锥形之阵、雁行之阵、钩形之阵、玄襄之阵、火阵、水阵、云阵、剽风阵。汉代以后的阵法越来越多，也更趋复杂。但从阵法的核心要素，即队形排列与兵力布置的角度来划分，最基本的类型就是方阵和圆阵。一般而言，方阵是侧重于进攻的阵式，圆阵是防御型阵式。不过，在实际作战过程中，方阵、圆阵都强调攻与防不可脱节，尤其要依据敌我力量的对比、战场地形、彼己武器装备的配置，以及交战双方的作战特点、兵种结构等诸多情况综合考量，全盘筹划作战方案，制定出切合实情、能够充分发挥己方优势、抑制对方战斗力的最佳阵式。诸葛亮所作“八阵图”就是一种攻守结合的方阵，西晋名将马隆在平定西羌叛乱时，“依八阵图作偏箱车，地广则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弓矢所及，应弦而倒”[24]。马隆在实战中善于根据地形的变化而灵活使用阵法，注重在稳固防守的基础上相机进攻，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由于阵法直接关系作战中的排兵布阵，事涉军事机密，通常要求布置阵法的将领必须严格保密，不允许外传。长此以往，阵法的使用方法逐渐失传，同时后人对阵法的穿凿附会、脱离实际的解释却日益多了，越来越增加了阵法的神秘感。何良臣有感而发，指出：“阴符家每好穿凿，或假知兵之名而妄作阵图，为害深矣。豪杰之士，固宜识之。如风后之握机阵者，宋人所作，独孤及附会而记之也。穰苴之握奇营者，元人许洞之所作也。孙武之方阵、圆阵、牝阵、牡阵、雁行阵、罘罝阵、车轮阵、冲方阵、常山阵者，皆唐人裴绪所作。嗣而王氏分配八阵，李筌附之而有天覆、地载、风扬、云垂、龙飞、虎翼、鸟翔、蛇蟠之名。”[25]
历观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交战，通常有两种作战类型，其一是以步抗骑，侧重守势作战；其二是以骑制骑，强调攻势作战。以西汉为例，从汉高祖刘邦至汉景帝统治时期，限于国力、军力，汉军在与匈奴作战时仍然以步兵为主要兵种，作战样式以防御为主；随着国力、军力的上升，汉武帝组建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一跃而为汉军的主要兵种，在与匈奴作战时充分发挥了骑兵快速奔袭的优势，主动发起了攻势作战。
作战样式的变化是与国家实力以及战略方针的调整等因素息息相关的。杨素率军与突厥交战之时，隋朝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都有了较大改观，尤其是杨素所统领的军队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具备了主动进攻歼敌的条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杨素在率军北击突厥时，一反常规战法，认为先前惯用的方阵只能用来防御自固，不能成为隋军取胜突厥军队的有效战法。杨素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是因为这里涉及方阵中的“戎车步骑相参”的问题。戎车也就是战车，在先秦时期尤其是西周和春秋时期的车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周武王曾经统率“戎车三百乘”[26]讨伐商纣王。在春秋时期的城濮之战中，晋军拥有“车七百乘”[27]；《孙子兵法》也提及当时战争中广泛使用战车的情形：“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28]但是由于受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武器装备的极大改善、军事交通以及士兵成分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从战国时期开始，战车的地位日趋下降，秦汉以后更加式微，逐渐由车战向步战、骑战过渡。随着战争形态的转变，战车的职能也由以进攻为主演变为以防御为主。战车职能的转变是有迹可循的，西汉李陵曾经“以大车为营”[29]，卫青曾经设法使“武刚车自环为营”[30]，此后的光武帝刘秀、曹操、田豫等人都曾经将战车用于防御，既能以此抵御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的强大冲击，充分发挥战车的作用，又可以避免战车行动迟缓的弱点，可谓扬长避短。突厥骑兵行动迅速，作战果敢，擅长突袭。因此，若想在与突厥骑兵交战中获胜，就必须做到主动出击，快速行动，抓住战机，出奇制胜，而传统的车步骑结合的方阵“乃自固之道，非取胜之方也”[31]，仅能自守，却无法以此克敌制胜。正因为对传统阵法有透彻的认识，为了一击制胜，杨素“悉除旧法，令诸军为骑阵”[32]，充分发挥骑兵优长，以骑制骑，最终大败突厥军，取得了反击战的胜利。
二是善于把握和利用战机。能否明察战机、选择战机适时打击对手，是衡量一名指挥员优秀与否的重要标准。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代兵家就对战机有了深刻认识。《吴子》提出用兵要把握“四机：一曰气机，二曰地机，三曰事机，四曰力机”[33]。《六韬》讲得更直接明了，认为“善战者见利不失，遇时不移，失利后时，反受其殃”[34]，强调了适时把握战机的重要性。《将苑》发展了前人的兵学思想，提出了“善将者，必因机而立胜”[35]的兵学观点，进一步指出善于利用战机夺取胜利是一名优秀将帅必须具备的素质。杨素虽然未对如何利用战机进行兵学理论阐述，但却将此兵学思想成功地运用于战争实践之中。开皇九年（589）正月，杨素率军从长江上游顺江而下，配合下游隋军实施夺占陈朝首都的军事行动。为稳固西部防线，陈朝派遣吕忠肃领军据守岐亭（在今湖北宜昌西北西陵峡口），并在长江北岸开凿江边岩石，连缀三条铁锁横截江面，企图以此阻遏隋军的战船。隋军兵分两路，水陆并进攻打陈军。杨素亲率军队从陆路进攻，但由于陈军占据了险要地形，易守难攻，隋军出师不利，败下阵来。取胜之后，陈军将士并未乘胜追击，而是忙于争功邀赏，抢割已经战死沙场的隋军士卒的鼻子，结果导致陈军阵形大乱。杨素不愧为久经沙场的将领，虽然初战失利，但仍然密切关注战场动向，看到陈军的混乱阵形后，果断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命令军队立即回头攻击队伍不整的陈军，大败对手，顺利夺占了营寨。杨素及时把握了战机，转败为胜。由此可见，杨素能够正确地研判变化的战局，善于通权达变，具有较强的相机取胜的作战指导能力。(www.xing528.com)
在北击突厥的作战中，杨素充分发挥骑兵快速机动的优长，乘突厥军立阵未稳之隙，指挥部下突然袭击对手，导致突厥军遭受重创，损失惨重，隋军则赢得了一次大胜。单就骑兵的战斗力而言，隋军相比突厥军并不占优势，但是如果能够充分发挥骑战“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36]“驰骤便捷，利于邀击奔趋”[37]的特点，佐以高明的作战指导，就可以打败势均力敌甚至实力强于自己的对手。古代兵家和兵书总结了骑战“十利”“十胜”，孙膑认为骑兵的第一个用途就是“迎敌始至”[38]，主张在敌军刚刚到达战场、立足不稳、尚未摆好阵形或构筑稳固阵地的时候，己方骑兵对其发起突然袭击，往往能够以此获得胜利。历史上采用这一战法取胜的战例不胜枚举，特别适用于力量较弱的一方。杨素深谙此道，不止一次运用此法取得作战胜利。仁寿元年（601），他受命率军抗击突厥侵扰，统领骑兵北出云州（治今山西大同），“候其顿舍未定，趣后骑掩击”[39]，及时抓住对方尚未安顿好的时机实施偷袭，大破突厥军，逼迫其在很长时期内不敢南犯。
三是注重攻其无备，出奇制胜。孙子提出“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40]，主张在敌人没有防备、难以预料的时间和地点发起攻击，达成作战行动的突然性，认为这就是兵家取胜的奥秘。出奇制胜的要义是“以正合，以奇胜”[41]，最终的目的是“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42]，从而能够出其不意地打击对手，并以此获胜。杨素在指导作战时长于料敌，善于全面分析彼己情况，尤其注重深入把握敌方将领的作战特点和心理素质，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作战方案。隋伐陈之战开始后，杨素率水师顺流而下，在狼尾滩（在今湖北宜昌西长江中）遭到陈军的阻挡。狼尾滩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陈朝将领戚欣率领数千名士卒、百余艘战船扼守在此，使得隋军进退两难。杨素深入思考后，找到了破局之策，指出白天发起攻击会让对方察觉我军的虚实，建议在夜间实施突袭。在得到部下的一致赞同后，当天晚上，杨素命令水师顺流而下，同时派出步兵、骑兵两支部队，分别从长江南岸、北岸袭击陈军营寨。戚欣对隋军的夜袭毫无防备，惨败而逃，杨素率军取得了胜利。
隋朝统一战争结束后，江南大地主的利益受到很大损害，心存不满。当隋朝大军撤离江南后，这些人造谣惑众，煽动闹事，越州（治今浙江绍兴）、苏州等地相继发生叛乱，不少郡县被卷入其中，江南形势迅速恶化。隋文帝下诏任命杨素为行军总管，率大军南下镇压叛乱。开皇十年（590）十一月，杨素率军由广陵渡江，相继攻克京口（今江苏镇江）、无锡等地，直指浙江。叛乱首领高智慧占据浙江（今钱塘江）东岸百余里地盘，拥有千余艘战舰，并且占据了险要之处。针对这一态势，杨素的裨将来护儿建议效仿韩信破赵的战法，杨素率军严阵以待，不直接和叛军交战；自己率一支数千人马的奇兵偷渡浙江，掩袭叛军营寨，出奇制胜。杨素采纳了来护儿的建议，让他率数百艘小船，趁夜偷渡浙江后直接登岸，偷袭并攻破了高智慧的大营，随后乘风纵火。杨素看到来护儿偷袭得手，迅速指挥大军趁机渡江，奋力冲杀，一举击溃了叛军。高智慧被迫逃入闽地（今福建境内）。杨素上表隋文帝，请求率军继续南下肃清残敌，并得到了准许。在隋军短暂休整期间，泉州叛乱首领王国庆重新发展势力，先前被杨素镇压下去的各支叛军的残余力量纷纷投靠在王国庆手下，一时叛乱气焰高涨。在分析杨素所率领的隋军进军路线时，王国庆认为海路十分艰险，且隋军将士以北方人居多，不善水战，因此隋军从海路进攻的可能性很小。于是，他没有在海路部署兵力，仅在陆路设防。用兵“多权略”的杨素一反常法，决定出其不意地从水路攻击对方，亲率大军泛海而进，登陆后发动大规模的攻势。王国庆猝不及防，落荒而逃，残余兵力纷纷逃入海岛或者窜入深山。杨素分别派遣部将追击，大获全胜。
四是信赏明罚，治军严明。信赏明罚是严肃军纪军令、激励军心士气的一项根本性措施，也是我国历代将帅治军的一贯传统。纵观成功的治军将帅，均主张赏不私亲，罚不私怨，不论贵贱、亲疏、恩仇、爱憎，凡有功者一律按法行赏，凡有罪者一律按律论罪；赏则当功，罚则当罪。杨素在历史上以“驭戎严整”[43]著称，形成了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治军之道，在治军实践中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他注重严格贯彻赏罚制度，尤其在战场上强调严明军纪，“有犯军令者，立斩之”[44]，虽然有时不免出现“滥杀”的现象，但也由此在全军内部形成了宁可奋勇杀敌立功、决不后退半步的战斗氛围。在战斗打响后，他通常会命令一二百人首先冲击敌阵，获胜有功，而败下阵来则一律斩杀，而后命令一二百人再往前冲杀。如果有人败退，杨素就会将这些败退的士卒斩首示众，以儆效尤。在这样的赏罚机制的激励下，将士们都抱着必胜的信心、立功的心态拼死力战，胜多而败少。杨素在执行赏罚时比较公正，凡是出征将士不论功劳大小，从不遗漏，做到了“微功必录”[45]。正因为他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将士们都乐意跟随他四处征战，为其效力，因此保证了军队较强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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