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国罪广义解释的'推定'概念

《美国宪法》的叛国罪条款在实体法和证明要求两个方面，对叛国罪概念进行限制。“公然行为”的要求，斩断了英国法下仅以被告言论，甚至“图谋和意想”等虚无缥缈的理由定罪的传统，迫使追诉方必须提出被告实际行为的证据。经过反复整理所有证明材料，在杰斐逊总统指挥下的联邦政府将对伯尔“公然行为”的证明，集中在1806年12月10日夜晚在布莱哈塞特岛发生的一系列具体事件上。检方指控，伯尔于当晚在布莱哈塞特岛“图谋、意想和意图”向美国“发动战争”，纠集至少“全副武装的30余人”，“反叛性集结”，并“实际下令、准备和发动”对美国的战争（Hoffer，2008：148）。就此，检方传唤了数位证人（包括布莱哈塞特岛庄园的花园匠和几位岛上居民），对当晚在布莱哈塞特岛的场景和活动作证。证人证言表明，当晚有几十人的武装集结，当他们纷纷登上十几只船时，与闻讯赶来制止的地方民军发生过短时间对峙，后来民军退开，武装人员登船出发（Hoffer，2008：151）。虽然集结人数不多，行为的目标不甚明确，也没有与民军发生武装冲突，但足以让陪审团相信，伯尔不但有反叛意图、计划和言论，而且业已付诸行动。这些行动可以满足宪法“公然行为”的要求。

当然，检方也注意到一点，即：伯尔本人于1806年12月10日不在布莱哈塞特岛，在距离当地数百英里的肯塔基州。但是，检方认为，伯尔不在现场，不构成任何法律障碍。第一，宪法的“公然行为”语言没有特别要求被告必须在现场；第二，英国法律传统一直使用的“推定”概念，并不要求被告本人在场，所以“公然行为”不一定要求被告在现场。

检方相信这种对宪法语言的解释，既符合传统，也得到当时的美国判例法的支持，所以信心十足。检察官海伊在庭审第一天的开庭陈述中斩钉截铁地说，“被告当天不在聚众集结现场”的事实，与其触犯叛国罪“毫无关系”！（Hoffer，2008：148）这里，检方虽然没有明确使用推定概念，但其论证均围绕推定的逻辑展开。(www.xing528.com)

“推定”（constructive），作为法律分析概念，指根据法律“应当”认定的状态或情况，而不论行为人主观认为或实际发生或存在的情况。比如，行为人是否违法，并不以行为人是否实际知晓该行为违法为前提，而是根据法律假定所有人都知晓法律。根据英国的反叛罪立法传统和司法实践，“推定”被广泛运用，不但用于证明被告的言论和意图与实际犯罪的关系，而且发展出特定的“密谋”（conspiracy）理论，认为凡是被证明与反叛密谋有关的人，无论实际参与多少，有过何种行为，均以反叛罪论处。而所谓“证明”，司法实践中只要有人指称被告涉及密谋，就可以定罪（Wharam，1995：21-44）。^[5]

密谋理论作为英国普通法传统组成部分，被独立后的美国法律吸收。对检方尤其有利的是，就在伯尔审判开始半年前，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在审理与伯尔案件关联的两个案件中，刚刚确认了密谋理论适用于美国。1807年2月，伯尔的两位手下埃里克·布尔曼（Erick Bollman）和塞缪尔·斯瓦特翁（Samuel Swartwont）为伯尔在各地传递消息，在新奥尔良被美国军方逮捕后押解到首都华盛顿。两人向联邦最高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首席大法官马歇尔代表最高法院批准二人的申请，认为军方没有合理根据（probable cause）扣押二人，命令将其释放。马歇尔在发布的关于布尔曼的法院命令中，讨论到叛国罪的界定问题，其中专门提到：“无论身处距离行动发生地点多远，任何人只要实际参与一般密谋，应视为叛国罪（Swindler，1978：163）。”他在6月29日与最高法院大法官卡森（Justice Cushing）的交谈中承认，最高法院的布尔曼判决“确实采纳了推定叛国原则”（Hoffer，2008：160）。借助这一权威，检察官海伊争辩说，只要能够证明被告有叛国意图，便可以“推定”其他没有证据的叛国行为：“我相信检方业已证明，在（1806年12月10日布莱哈塞特岛上的）那批人带着叛国意图集结一处之时，叛国行为业已成立”（Hoffer，2008：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