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城市化理论的全球转向

该领域的核心人物包括亨利·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尼尔·博任纳（Neil Brenner）、克里斯蒂安·施密德（Christian Schmid）、安迪·梅里菲尔德（Andy Merrifield）等。就理论脉络而言，多属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研究方法倾向于政治经济分析，延续着列斐伏尔、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曼纽尔·卡斯泰尔（Manuel Castells）等人的政治经济分析脉络，尤其关注“城市问题”^{［21，22］}，其讨论主要围绕“全域城市化”展开。具体而言，“全域城市化”早年由列斐伏尔提出，指的是全球尺度下的城市系统，意味着远离传统城市地区的外围地区已被全面纳入城市体系，甚至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空间如丛林、山脉等也都已经进入城市运作体系，成为其中的一部分^［7］。建立这一视角，目的是超越传统的城乡二分观念，进而实现城市理论范式的革命。这是因为，基于全球化、信息网络的影响，城市、乡村已经发展出愈加广泛的普遍联系，因而对当代城市化的解读，已经不能局限在纯粹的地方、区域或者国家范畴之内，20世纪70年代后的城市化理论需要“尺度”转向，将其分析上升到全球尺度，视其为全球尺度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空间转型的呈现。具体而言，“全域城市化”表现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城市化的尺度空前扩大，已经拓展到巨型城市走廊、“城市区域”或城市群；第二，城市中心功能日益分散化，扩散到城市外围地区；第三，自然界和乡村地区成为这一“城市社会”的“后台”，为其提供支持；第四，完全意义上的自然界已经终结，无论是沙漠还是雨林，都已经被纳入到城市化的影响之下^［5，17］。因此，城市化无处不在，表明资本主义的“空间修复”已经在全球尺度上完成^［23］。要理解当代社会，就必须理解城市化及其在全球尺度的无限拓展，这就需要将城市化置于与工业化、现代化、民主化等概念同样重要的地位，用以解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本质^［7］。由此可见，作为一种视域，“全域城市化”的目的在于强调将城市化现象置于理解当代社会的中心地位，用以解析当代社会运作机制及其空间逻辑。具体而言，目前主要有两种逻辑的全域城市化研究，分别体现为“过程”逻辑和“政治”逻辑。

一种是过程逻辑，强调对传统上基于城市及城乡边界的城市理论的解构，将城市化现象由静态转向动态分析，把握跨越各种边界、尺度的城市化现象的动态性、流变性。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包括博任纳、施密德等，以博任纳在2014年出版的Implosions/Explosions：Towards a Study of Planetary Urbanization文集最为典型。如果城乡边界不再是界定城市的认识论基础，那么该如何定义城市？博任纳认为，城市化研究包括“表象”（nominal essence）和“本质”（constitutive essence）两种认识论（图1）：前者重在描述空间现象、格局，后者重在研究过程、机理。全域城市化研究强调对后者的关注^［6］，认为“集聚”与“扩散”并非固化的空间形态，也并非割裂的时间序列，它们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冲突。类似的逻辑出现在由“全球城市”向“全球化城市”研究的转向中，前者强调的多是“全球城市”在全球尺度的管理、协调和控制功能（主要是经济）；后者则更注重过程，进而展现全球化下城市空间重构的过程性、复杂性和多样性^［24］。借鉴列斐伏尔的物质空间、“再现空间”和“空间再现”等三类划分，全域城市化研究主要关注三种（空间）生产：物质生产（建成环境的生产）、知识生产（管制与再现）和意义的生产（社会化与传播）^［5，19］。在具体研究方法上，主要表现为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ETH Zürich）的施密德教授等对瑞士的研究，他们探索了“去边界”的空间可视化表达方式^［25］，提出新的分析方法^［10］。全域城市化研究的发展方向主要有三个方面：（1）城市景观的“创造性毁灭”问题——不同地方、不同尺度、不同国家的情况如何，新变化与旧格局如何互动，其背后的政治经济机制如何；（2）城市化的地理学——集聚与扩散是如何相互联系和演化的，城市化扩散在何种程度上服务于当代社会演进，资本主义扩张在何种程度上影响或阻碍城市化进程，这些因素对未来人居环境有何影响；（3）政治运动问题——城市化对社会空间、社会环境、社会运动乃至日常生活的政治有何影响，在各种空间变化之下，新的政治局面是否会形成，等等^［6］。(www.xing528.com)

另一种是政治逻辑，强调全域城市化所带来的政治可能性，尤其与近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相联系，将全球“城市社会”的到来视为资本扩张的极端形式，在社交媒体和互联网影响下，全球底层政治觉醒的条件已经具备，孤立的个体将被普遍动员，类似的社会运动将在各地复制^{［23，26］}。列斐伏尔认为，城市是“具体的抽象”（concrete abstraction），由“抽象空间”和“差异空间”的矛盾所决定^［10］；城市是权力博弈、协商和斗争的核心所在^{［19，27］}。在此基础上，列斐伏尔提出所谓“城市权利”的概念，强调城市居民（空间使用者）所拥有和行使的权利，通过集体行动以推动社会变革^{［26，28］}。在全域城市化时代，信息、媒介、知识、实践的地区联系空前加强，城市政治、利益博弈、空间权利的争夺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传统政治理念面临挑战^［29］。从这一角度来看，城市化的全域性提供了新的政治可能^［30］。例如，贾菲·威尔逊（Japhy Wilson）对墨西哥的区域规划项目进行实证，展现其区域重构进程中的政治斗争与博弈，反思规划所具有的“抽象的权力”（power of abstraction）^［31］。格雷格·查诺克（Greig Charnock）等对巴塞罗那的城市重构进行研究，对相关概念如“全球竞争力”“创意城市”进行批判，实证列斐伏尔对城市升级、绅士化、城市再生等方面的批判^［32］，等等。总体上，全域城市化是一种新现象，也是一个新概念，同时作为一个新的研究框架而推出。这一框架大体延续的是列斐伏尔的政治经济分析和大卫·哈维对于将空间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努力，力图超越原有城市化理论和研究范式，突出“全球”这一研究尺度，强调空间所具有的普遍联系、去边界化，以及空间在尺度内涵（比如政治）方面新的变化趋势。其次，面对越来越“后现代”“人文科学化”的城市研究，学者们开始强调对空间及其规划研究和技术手段的重视，希望通过制定新的研究框架，实现对于当前碎片化的城市理论或技术手段的“统筹”或协同。最后，这一框架具有明显的政治经济分析及结构主义立场，体现当代西方学者特别是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于理论化和“宏大叙事”的一贯追求。不过，全球尺度的城市研究在实证方面的困难不小，在方法论方面也还不够牢靠^［33］；而且，在解构和建构之间，此类批判城市理论多长于解构，对于新范式的建构仍在进行之中^［34］；此外，从女权主义视角来看，此类研究还具有明显的“男权”特征，其推动者也多数是男性^［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