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丝路文化的盛宴-秦腔与丝路文化

以上试图用文献资料以及实物证据来证实，明清以来直至清中后期，秦腔、梆子腔实际上在其内部有很大差异，也就是说，秦腔至少有两个不同的系统，虽则在陕西境内还有交融发展的事实（但如上文揭示，那已经是清代中晚期以后的事情了），其主要还是各自沿不同的路径在发展。

当代南方大量的皮黄戏剧种中，至今还保存有梆子、秦腔、二犯、乱弹、北路、西秦戏等名称，我们以此现象来反观明清之际的陕西境内，因为这些名称见诸记载，的确都在明末清初，是否也表明，陕西境内的秦腔或梆子腔流播，在外地人看来（包括现有已知的文献记载）一定是如此多种多样呢？至少在同一时期，秦腔不会是一种面貌，必然是一个较复杂的局面，要不然，别处的剧种缘何要有那么多不一致的名称。这也说明，各个年代的艺人对于自己演唱的艺术形式，称呼千差万别，同时我们也不否认，其中有些虽然名称不同但实际是指称同一事实的可能。不过这一方面，通过对南方有关剧种的分析比较，基本是可以厘清其中的交叉关系的。

然而，长期以来学者们皆据今西北五省之秦腔剧种逆推上去，以为陕西地区仅有单一声腔之秦腔或梆子腔流行，实应作重新检讨之必要。吕亦非先生数十年前即为此说明：

（梆子腔）从地域看，大体包括陕西、晋南、陇东一带，均属西北之范围，从这一地区民间音乐风格、色彩来看，它不同于我国广大地区使用的清乐音阶和雅乐音阶所形成的音乐，俗称苦音、花音的民间音乐即如此。前人以秦腔概括这种特点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把具有这一地区特点的不同形式的民间音乐，如民歌、说唱音乐等都当作梆子腔，那显然是不妥的。即使戏曲，也非全属梆子声腔，需要从它的音乐结构加以区分，否则，就好像自古到今这一带仅有一种梆子腔而无其他了。

陕西省艺术研究所藏秦腔刻本抄本

陕西省艺术研究所藏秦腔刻本抄本

事实上，陕西境内（主要在关中地区）流传过二黄戏。王绍猷《秦腔记闻》中写道：

陕西省艺术研究所藏秦腔刻本抄本

同州梆子《画中人》抄本封面

二黄腔，盛行于西安、泾、原一带，及商洛五属。清末叶，因京剧勃兴，故称秦中二黄曰本地二黄，或曰土二黄。余警备渭北驻军泾、原时，蒲城张东白先生（甲午举人）由省归里，道经防次，住数月，爱观剧，好谈斯道，谓“二黄戏起自陕西，由古时之黄旛绰调御黄冠体调混合一体，古调翻新，歌之曰二黄腔。今人谓起自黄冈、黄陂者，要皆皮相之谈，难免臆造之嫌”。其说近是。余髫龄时，外曾祖党占元擅长弦板道情各技，所领之皮影，即唱此腔，颇似二黄，曲部中有党天屏者（名孝廉党同贤之子），熟习道情调，善箫笛（人呼之为和管笛灯影，盖黄冠体之转音也），谓其父详述此事：“曩时此剧秦地盛行，后因关中大饥，艺人多数流亡于商洛五属，逐渐东出武关荆紫，或经漫川关至均陨一带，又有顺汉水东下，流落襄樊，杂以鄂音襄腔者，故名之曰汉调。”其说更近情理。今观齐如山先生据证详考，所著中国戏剧源自西北一文，有云：“今之皮黄，亦由陕西皮影蜕化而来。”基于以上各说，今之京剧未始非秦中二黄之余波，流为汉调，杂以徽、秦、晋、豫之音，输入燕蓟者，几经衍变而蔚为大观也。

王绍猷所见，光绪年间，西安各县的徽班十分盛行，其所歌唱，于秦地的二黄基本没有差别，还有像小红、大红、金蝴蝶、银蝴蝶等非常有名的旦角，都是当时可以进京进宫演出的，确实，光绪年就有陕西二黄名伶赵清平、吴宝卿进宫献唱的记录。辛亥革命年，与西安易俗社同时创立的枌榆社，影响很大，他们演出的秦中二黄，间杂有许多徽调在内。

如此，我们再以台湾乱弹之古路戏为例，进一步求证。

吕锤宽先生在《北管古路戏唱腔源流考》中，通过北管古路和今西北地区流传之秦腔的音阶及板式的对比，认为北管古路戏的板腔曲调，与现在的秦腔并无关系。其实，这个结论并不新鲜，只是吕氏又找到了一个证明“有两个秦腔存在”的事实而已。吕先生的研究还为我们提供了戏曲交流的进一步的事实，他说：

古路戏又称福路、旧路，以往都猜测该命名法在台湾形成，以相对于另一种稍晚传入的新路戏曲。不过如透过琉球御座乐的比较研究，我们发觉明末清初由中国传入琉球而保存于该地的宫廷音乐，其音乐内容与台湾北管大体相同，音乐系统中并有“古罗罗”与“新啰啰”的名称。据此，则又显示古路与新路的相对性名称，可能在传入台湾之前就已经存在。(www.xing528.com)

从这个事实来看，明末清初，古路戏的祖地陕西，梆子腔内部业已分化，因此也就有论者所考察后认定的梆子腔极为不同的现象（一为曲牌体，一位齐言体，但都名曰梆子腔）。不过自此以后，无论哪种形式当各自沿不同的路径去发展，流变。

又从北管古路戏的剧本来看，《车王府曲本》所保存的乱弹剧目与北管古路戏剧目相同者不少，如《送荆娘》（北管戏常见的为《送京娘》或《送妹》《赵匡胤千里送京娘》）《王英下山》等；其供奉的祖师亦是西秦王爷。吕氏虽没有指出西秦王爷具体何指，但在西田社制作的《台湾戏曲》网络里，所介绍乱弹戏祖师西秦王爷与庄王并列来看，此西秦王爷非老郎莫属。

再如其使用语言，一般称为官话或戏语，对台湾一般观众而言，这种语言相当难以理解。因为，它其实是变质京音、带湖广音的中州韵。其戏曲角色有“上六大柱”与“下六大柱”之分，与汉调二黄的“十门脚色”极为接近。其唱腔发声，分为“粗口”（本嗓）与“细口”（假嗓）两类，亦有“公调”与“母调”，也就是皮黄戏所称的“生腔”与“旦腔”。

事实上，秦腔的传播远超我们的想象。吕锤宽先生已指琉球有御座乐，假如史料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还可见到一则乾隆时期崇尚花部戏曲的理学大师焦循的一条记录，他在《剧说》卷六引明姚旅《露书》云：

琉球居常所演戏文，则关中子弟为多。其宫眷喜闻华音，每作，辄从帘中窥。天使，恒跪请典雅题目。如《拜月》《西厢》之类，皆不演；即岳武穆破金，班定远颇虏，亦以为嫌；唯《金钗》《姜诗》《王祥》之属，则所常演，每啧啧叹华人之节孝云。

王绍猷举关中大儒刘古愚、张东白的论著，另外范紫东在《乐学通论》中也有类似论述，我们应知道在陕西境内曾经有过土二黄或靠山黄。周贻白先生也在其文章中反复提到：

现在西安、泾阳、三原一带及商洛五属，尚有所谓本地二黄，或名土二黄。

也就是说，至少在1949年前后，西安地区仍然还有一定数量之本地二黄戏班存在。这也在陕西省剧目工作室1958年5月绘制的《陕西剧种分布图》中得到证实，图中在三原、泾阳两县区中明确标有汉调二黄字样。又据《陕西省戏曲志•西安市卷》记载，1989年2月间，西安戏剧志编委曾召集西安尚在的数位20世纪20年代西安二黄班社的老艺人进行座谈并录音。梆子、二黄在关中一直并行不悖，只是由于外在的某种力量，形成了一种单一腔调留存的现象。

而梆子腔在其发展过程中，其自身也有相当变化，那就是在戏曲在其流播过程与外来因素碰撞后而起的某些变化，这是文化发展的必然。如果再和后期的山陕梆子结合起来考察，我们从中看到了突变，这个突变发生的时间，目前认定当以西安梨园会馆石碑碑文所显示的时间为界，即以1807年前后为一次重大的转折。

无论是此秦腔，还是彼秦腔，它们都渊源于深厚文化底蕴的陕西地区，流传至远，影响至今，它们相伴而生，互相融促，是中华戏曲繁荣阶段的产物，见证了戏曲在明清时期的鼎盛局面。

史籍中有关秦腔的记载，则更体现了戏曲自身发展的特征，包容变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亘古不绝、绵延万里的丝绸之路上不同文化、文明相互接触、碰撞、融汇，熔于一炉的美的历程，它所拥有的现代魅力永不衰绝，永远生机勃勃。

秦声自远而近，弦歌不辍，依然在陕西乃至西北地区，浑然不断，它必然也会在未来的发展变化中，一任其兼容并包的性格，重新熔铸，传承不已，文脉永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