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法家：本质、种类、功能与特点

1.“法本乎道”。首先，他继承了传统的“道法”的观念^[1]，在对“道”进行系统深刻论述的基础上，明确地阐述了“法本乎道”的观念，揭示了法与道的内在关系。指出法基于人的社会生活之道——“义”，是“义”的衍化物——“礼”，即用以规制和统一人们的外在行为，使之合于“义”的行为的仪表礼节。不同的是，“法”是一种特殊的“礼”，是由国家权力的执掌者——君主制定的“礼”。因而“法”从根本上渊源于“道”，是现实生活中最能体现“道”的东西，是君主治理国家的最高的“道”。因而他在《管子·任法》中说：“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在《管子·枢言》中说：“法出于礼，礼出于治，治礼道也，万物待治礼而后定。”他还在在《管子·心术上》中论述了“法”与“道”的内在逻辑关系，说：“天之道，虚其无形。虚则不屈，无形则无所位迕（抵触），无所位迕，故偏（遍）流万物而不变。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知得以职道之精。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谓所得以然也。以无为之谓道，舍之之谓德。故道之与德无间，故言之者不别也。间之理者，谓其所以舍也。义者，谓各处其宜也。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故礼者谓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谕义之意也。故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故杀僇禁诛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于道。”这就是说，“道”产生了“德”和“理”，而人类社会的“德”和“理”就是“义”，而“礼”是外化为行为标准的“义”，“法”则是以权力为后盾的权威性的行为标准。所以他得出结论，法渊源于道，是治理社会中最高的道。这样一来，“法”，特别是制定法就与“道”联系起来，它渊源于“道”，特别是人之“道”的“义”，是实现这种“道”的特殊方式。

2.“法”的种类和特点。他把法分为两种：（1）一种是客观法，即客观事物固有的法则或准则，是事物运动中相对稳定不变的部分。如在《管子·正篇》中曰：“如四时之不貣（忒），如星辰之不变，如宵如昼，如阴如阳，如日月之明，曰法。”“当故不改曰法”。《管子·明法解》曰：“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管子·七法》曰：“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2）另一种是主观法，即君主或执政者所制定的用于规制和约束人们的制度和法令。他在《管子·任法》中曰：“法者所以一民使天下也。”在《管子·法禁》中曰：“君壹置则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陈其制，则下皆会其度矣。”这种“法”的叫法比较多，如令或政令、律、法律、法制、宪、刑等。他指出这种法的特点是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用赏罚两种办法规制人们的行为，对违反者“杀僇禁诛”。所以他在《管子·心术上》中说：“简物、小未，一道。杀僇禁诛谓之法。”(www.xing528.com)

3.法的功能。他认为法的功能是给人们提供行为准则，用以决疑而明是非和兴功惧暴。他在《管子·禁藏》中曰：“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之所悬命也。”在《管子·七臣七主》中曰：“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吏民规矩绳墨也。”另外，也是更重要的，“法者所以一民使天下也”。也就是说，法是执政者的君主用以治国理政，统一人们的行动的主要方式和方法，即治国之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