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法家：晚清法家学的新论

晚清的法家学欲发扬法家义理，以开新的法家学思想，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回应汉代以降历朝历代对法家的责难、苛评乃至抨击。

众所周知，汉初思想家贾谊就曾指责商君以刻深为本，捐弃礼义仁恩。其后，《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艺文志》也持有类似的论断。此类对法家刻薄寡恩的非议，以及辅佐礼治与帝王之治的工具性的定位，一直延续至清代。到了晚清，这类抨击仍不绝于耳。正如章太炎所言：谗诽商鞅，“今世为尤甚”。据精研章氏《訄书》的语言文字学家徐复注评，章氏所谓“今世为尤甚”者，是指晚清张之洞、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对商鞅的指责和攻击。如张之洞的《劝学篇》就指责“商鞅横暴，尽废孝悌仁义”。^[22]

有鉴于此，晚清的法家学当然必须为先秦法家辨白、申冤、平反，以重塑法家的正面形象，从而彰显法家的时代意义。新的法家学如不能为“旧法家”正名，又何以为“新”？于是，替先秦法家翻案、为先秦法家昭雪，就成为晚清法家学的当务之急。

在此方面，章太炎出力最著。他在《商鞅》一文中，竭力为商鞅辩护，直呼“商鞅之中于谗诽也二千年，而今世为尤甚。其说以为自汉以降，抑夺民权，使人君纵恣者，皆商鞅法家之说为之倡。呜呼！是惑于淫说也甚矣”。章太炎认为，法家者流，犹如西方所谓政治家，并非胶于刑律而已。商鞅之法与刑，正在于“以刑维其法，而非以刑为法之本也”。在章太炎看来，商鞅之法与汉朝公孙弘、张汤之刑律大不相同。

及夫张汤，则专以见知腹诽之法震怖臣下，诛锄谏士，艾杀豪杰，以称天子专制之意。此其鹄惟在于刑，其刑惟在簿书筐箧，而五官之大法勿与焉，任天子之重征敛恣调发已矣。有拂天子意者，则己为天子深文治之，并非能自持其刑也。是故商鞅行法而秦日富，张汤行法而汉日贫，观于汲黯之所讥，则可知矣。繇汤之法，终于盗贼满山，直指四出，上下相蒙，以空文为治，何其与鞅反也？则鞅知有大法，而汤徒知有狴狱之制耳。法家与刀笔吏，其优绌诚不可较哉。且非特效之优绌而已，其心术亦殊绝矣。^[23]

所谓心术殊绝，在于法家如商鞅辱太子，刑公子虔，“而不欲屈法以求容阅”；弘、汤之徒则乃“专乞哀于人主，藉其苛细以行佞媚之术者”。所以章太炎指出：

后世之有律，自萧何作《九章》始。远不本鞅，而近不本李斯。张汤、赵禹之徒起，踵武何说而文饰之，以媚人主，以震百辟，以束下民，于是乎废《小雅》。此其罪，则公孙弘为之魁，而汤为之辅，于商鞅乎何与？

他哀叹道：

悲夫！以法家之鸷，终使民生；以法家之刻，终使民膏泽。而世之仁人流涕洟以忧天下者，猥以法家与刀笔吏同类而丑嫫之。使九流之善，遂丧其一，而莫不府罪于商鞅。

而章太炎愤愤不平且悲怒不已的是：“鞅既以刑公子虔故蒙恶名于秦，而今又蒙恶名于后世，此骨鲠之臣所以不可为，而公孙弘、张汤之徒，宁以佞媚持其禄位者也。”^[24]在他心中，前者为综核宪度的法家，后者乃任刑专制的刀笔吏，岂可同日月共光辉！《商鞅》一文，实属为商鞅平反昭雪的大著雄文。

更进一步，晚清的法家学高度评价法家的历史功绩。章太炎的《商鞅》篇引述太史公之言称道商鞅“行法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并对商鞅与汉代公孙弘、张汤、董仲舒之法的“效之优绌”进行比较，断言：“商鞅行法而秦日富，张汤行法而汉日贫。”麦孟华《商君评传》，开篇即结论曰：“中国之弱于欧美者，其原因不止一端。而其相反之至大者，则曰中国人治，欧美法治。”麦氏观察到，在西方历史上，喀瓦士立法而斯巴达强，梭伦立法而雅典霸。而中国自古以来能与喀瓦士、梭伦相比肩者，“于齐则得一管子，于秦则得一商君”。麦氏扬管、商之意，以斯为盛。他特别称赞说：“商君者，法学之巨子，而政治家之雄也。”^[25]汤学智著《管子传》，同样称“管子者，中国之最大政治家，而亦学术思想界一巨子也”。^[26]管子在中国历史上千古而无两，其法治思想，更先于欧美的法治思想而萌芽。其后，梁启超的《管子传》将汤学智对管子的褒扬之词引为同调，几乎不易其词加以复述，并且极尽赞美之言词，称颂“管子之功伟矣，其明德远矣！……如管子者，可以光国史矣”。

晚清的法家学还通过儒、法两家短长劣优之相较的方式，表达抑儒（特别是汉儒）扬法的意旨。

对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引经坏法，章太炎几乎近似于“破口大骂”了。除在《商鞅》篇中将董仲舒与公孙弘、张汤这类刀笔吏相提并论之外，《原法》篇更是严厉指责：

董仲舒为《春秋决狱》，引经附法，异道家、儒家所为，则佞之徒也。……仲舒之《折狱》二百三十二事，援经附谶，比于鄘侯《九章》，其文已枝。……汉世儒者，往往熹舍法律明文，而援经诛心以为断，如薛况使客杨明，斫伤申成，廷尉直引律曰，斗以刃伤人，完为城旦，其贼加罪一等，与谋者同罪，其议当矣。而御史中丞众等以为《春秋》之义，意恶功遂，不免于诛，况首为恶，明手伤，功意俱恶，明及况皆弃市。孔光、师丹为儒家宗，乃反是中丞议。盖自仲舒以后，儒者皆成蚩尤，为法之蠹。悲夫！经之螟也，法之贼也。

而法家之为法，则与此相异。“吾观古为法者，商君之厉，鄘侯之平，释之之岂弟，为治不同，要之以法令明符为质，名在刀笔，而持正过于儒者”。^[27]

刘师培也贬儒颂法，以达到抑儒扬法的目的。他说，对于政法之事，“战国学者，持论各殊”。但儒、墨、道、法各家的政法学说，是非得失互见。他特别指出，儒家的政法学说，是不圆满的政法学说：

儒家以德礼为本，以政刑为末，视法律为至轻。……夫人君既操统治之权，无法律以为之限，而徒欲责其爱民，是犹授刃与盗，而欲其不杀人也，有是理哉？故儒家所言政法，不圆满之政法学也。^[28]

他也同章太炎一样，猛烈抨击汉代儒家、儒生引经决狱，以礼弄法：(www.xing528.com)

战国以降，秦尚严刑，汉崇清净。而一二儒生，复能引经术以决狱讼，如董仲舒、兒宽，是。著章句以解律文，如马融、郑玄，是。甚至借礼文以舞法，如张汤之流，是。执空理以绳民。如宋儒，是。惨鸷刻深，远迈申、韩之上，而比附经谊，咸求伺籍于儒家。大抵尊君抑民，且舞文弄法。刑律之淆，至此始矣，安能行之而无弊乎？^[29]

这番述说，实将汉代以后的乱法之象以及刑治之弊归咎于儒家。相反，刘师培对法家的政法思想与法律学说则大加推崇。他认为，法家的精要及其意义在于倡导以法治国：

管子以法家而兼儒家，以德为本，而不以法为末；以法为重而不以德为轻。合管子之意观之，则正德利用者，政治之本源也；以法治国者，政治之作用也。举君臣上下，同受制于法律之中，虽以主权归君，然亦不偏于专制。特法制森严，以法律为一国所共守耳。商鞅著书，亦知以法治国之意，……韩非亦然。复以峻法严刑，助其令行禁止，而治吏之刑，较治民为尤重。盖纯以法律为政治之本者也。^[30]

在刘师培看来，法家的这种“以法治国”思想，不仅于当时颇为适当，而且于后世也大有意义。故而，法家的政法思想与法律学说，相较于儒家的政法学说与法律学说，是更为圆满的思想与学说。

传统中国的儒生士人鉴于法家“刻薄寡恩”，并导致秦王朝二世而亡，故多归罪于商、韩或法家，称法家之法不足崇尚。对于这类看法，沈家本和章太炎都予以驳正，认为这是“用法之过”，而非“法之过”。沈家本在《法学盛衰说》中认同前人对法家的指责：“自商鞅以刻薄之资行其法，寡恩积怨，而人心以离；李斯行督责之令，而二世以亡。人或薄法学为不足尚。”但他紧接着又一针见血地指出：“然此用法之过，岂法之过哉！”^[31]章太炎的《秦政记》亦言：秦皇本商、韩之法治国。“自法家论之，秦皇为有守。非独刑罚依科也，用人亦然”。“独秦制本商鞅，其君亦世守法。”韩非主张循法律而治，“秦皇固世受其术，其守法则非草茅、捂绅所能拟己”。但秦亡显然罪不在法。章氏曰：“秦政如是，然而卒亡其国者，非法之罪也。”^[32]既然亡秦之因在于“用法之过”，而非“法之过”，“法”又何罪之有？重法尚法的法家不可尽废，其理亦甚明了。

刘师培还针对司马父子和班固等史家讥评法家刻薄寡恩之言，从两个方面予以反驳：

第一，以法律治国，就是要不立亲疏贵贱的等差，君臣上下一律以法律为准绳，奉法行事。他说：

且法家定制，不尚等差，一绳以法。班《志》斥之为伤恩薄厚，则是执儒家以绳法家也。岂知以法治国，则君臣上下，悉当范围于法律之内哉？^[33]

第二，法家特别是三晋法家“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乃与其地理、民风相关。刘师培指出：“东周以降，学术日昌，然南北学者立术各殊，……故学术互异，悉由民习之不同。”他在谈到齐国和三晋法家之不同时指出：

如齐国背山临海，与大秦同，即罗马国。故管子、田骈之学以法家之实际而参以道家之虚无。……西秦三晋之地，山岳环列，其民任侠为奸，雕悍少虑，故法家者流起源于此，如申韩商君是也。盖国多奸民，非法不足以示威，峻法严刑岂得已乎。

他又指出：“法家起于三晋。及商君、韩非入秦，其学遂行于雍土，则以关中民俗与三晋同，非法不克治国也。”^[34]这种阐释意在说明，法家任法重刑，乃与三晋民风相关，而不是法家在心理上、人格上为人刻深残酷。

迄至清末，在西方民主人权思想影响下，批评法家尊君权抑民权的言论，时有所发。晚清的法家学也尝为法家辩解。如章太炎在《商鞅》一文中指出：就史实而言，汉代以降，刀笔吏或儒生多傅《春秋》尊君抑臣之义，“故人君尊严，若九天之上；萌庶缩朒，若九地之下。此诚防于弘、汤之求媚，而其非取法于鞅也。”但“今缀学者不能持其故，而以抑民恣君蔽罪于商鞅。乌呼！其远于事情哉，且亦未论鞅之世矣”。刘师培《中国民约精义》之《管子》按语则认为，法家与儒家一样，也是主张限抑君权：“近人多轻视法家，以为尊君权之始，岂知法家限抑君权，无异于儒家之说乎。”梁启超的《管子传》，以管子为“法家之正宗”。而在梁启超看来，管子的法治主义，乃是限制君主的法治主义。他详引《管子》书中论断以证其言：

虽然，管子之法治主义，又非有所私于君主也。管子之所谓法，非谓君主所立以限制其臣民，实国家所立，而君主与臣民同受其限制者也。故曰：“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任法篇》）又曰：“明君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房注云：服行也，先自行法以率人。）又曰：“禁胜于身，（房注云：身从禁也。）则令行于民矣。”（俱《法法篇》）又曰：“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法法篇》）凡此皆谓君主当受限制于法，然在法治之本原立也。

但如何使君主必奉法守令而不违法毁令，管子则未涉及。职是之故，梁启超认为，断言管子的法治主义不似现代立宪国的法治以限制君权为要义，只说对了一半，即管子并未设想立宪政体以防治君主专断擅权。但管子对于君主应服从法律的要义，仍是屡次三番进行了阐发。

当然，晚清的法家学也看到法家所具有的巨大流弊，这就是法家以术乱法和钳制思想言论。对此，刘师培发表了颇有代表性的批评言论：

惟申、韩、李斯，综名核实，虽多祖述商君，然申、韩以术辅法，李斯以术督臣，此则法家之弊也。申、韩、李斯，皆欲君智而民愚，主佚而臣劳，故以术辅法，已开舞文弄法之先。以术督臣，即为尊君抑臣之旨。此则法家之流毒后世者也。^[35]

且“及暴秦削平六国，易王为帝，采法家之说，而饰以儒书，愚锢人民，束缚言论，相沿至今，莫之或革。此则中土之隐忧也”。^[36]晚清的“新法家”对此严加抨击，显示出了他们对待法家的清醒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