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营是世兵制，全国设有定额。每兵均注于册，由各省按年册报，存于兵部。兵有兵籍，不同于民户。父在役，子为余丁，父退役，则子补其缺额，所食额定之饷，用以赡养他们的身家。
乾隆末年，绿营制度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其立法之不善已使它慢慢地步入了八旗制度的后尘。嘉庆期间，川楚白莲教之役，道光年间的鸦片战争之役，清政府平定国内农民、教民起义的任务主要还是由绿营来完成的。太平天国军兴起时，绿营兵到处崩溃，不堪一击，它的腐败无能才真正、彻底地暴露无遗。要不然，也就不会有湘军的出现。太平军在广西金田起义时，起初不过2000人，广西额兵有23000人，土兵有14000人，总兵力有37000人，但不能击溃2000人的太平军。广西兵不可用，他省可以类推。其后，捻军、回民等起义，全赖湘、淮营勇与之作战，绿营没有一丁点战绩可言[8]。
绿营、标营制度在设计方面存在不少的缺陷，具体表现在：
第一，绿营兵的收入太少，即所谓的饷项太薄，不足以赡养身家。
绿营饷章中规定，马兵月饷二两，战兵一两五钱，守兵一两，米则一律月支三斗。这种额定的月饷是不够士兵用来赡养身家的，再加上将官层层克扣，国家一旦遇到财政困难，经常有减折发饷的事情发生。
绿营士兵有自己的家庭，这些收入对于士兵个人而言尚有些勉勉强强，又怎么能养活其家人。绿营士兵都是与民籍分开的兵籍世家，士兵家庭的成员都要编在兵籍里，他们的子弟叫余丁，是作为将来充补士兵的缺额的，他们的职业就是当兵，他们一旦入伍了，其子孙也是世代相承的。
但是，绿营兵数是有一定名额的，也就是说由于名额有限，他们的子弟并不是一到成年就可以入伍吃粮的，必须有缺额才可以入补进去。换句话说，这些入伍的士兵，必须把所领到的月饷作为赡养全家的经费。
那么，这些入伍的绿营士兵，他们的家庭一般都是六口之家或八口之家，用那一点月饷来供养这数口之家，是有一定难度的。如果物价不高，尚且可以勉强维持。一旦物价上涨，他们的生活就艰难了。可是，从顺治到道光的两百年左右，物价一天高过一天，生活越来越难过，而饷章制度却一直未变。
康熙时，稻谷的市场价，米价每石为三钱左右；雍正时，广东、福建等地米价增加到每石一两左右；乾隆时，米每石价涨到一两四左右；嘉庆时已涨到三两左右；道光时，米每石在三两已成为常价了[9]。单从这方面来看，绿营士兵的月饷只用于全家买米都明显有些不够了，更不用说别的什么支出了，绿营士兵的生活困难就可想而知了。
既然国家所给予的月饷不能满足绿营士兵一家的生活所需，士兵只好自谋其他生路了。有的做小贩营生，有的做手艺糊口，他们都是因为兼营他业才得以生存的，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清代制度，民有民籍，兵有兵籍，民负责纳税以养兵，兵习战守以卫国卫民，两者相守而安，各尽天职。绿营兵对国家没有赋税的义务，他们世代为兵，保国卫民是他们的天职，但是这种局面是不能维持长久的，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困难所致。
由于月饷不能资生，士兵不得不经营其他事业，既营他业，就不得不散居市场，终日营营，这势必影响他们的军营生活，他们就没有工夫来练习战守的事。这样，士兵名为行伍，实则市傭，日久便与凡民无异。这样，朝廷原先所设定的兵民分治的本意就已荡然无存，兵疲将困的局面日益加深。
第二，分汛太散，差役太重，兵力单弱而不能集中。(www.xing528.com)
从绿营的编制来看，共分为标、协、营、汛四种。总督、巡抚、提督、总兵所管辖的营兵叫做“标”；副将所管辖的营兵叫做“协”；参将、游击、都司、守备所管辖的营兵叫做“汛”。凡督、抚、提、镇所管辖的标兵，叫做训练兵；其副、参、游、都、守以下所管辖的营兵，叫做分汛兵，他们分领汛地，遇沿边沿海、沿江处所以及大道的旁边，都要按段置立墩堡，零星分驻，这些兵叫做差防兵[10]。
这样的绿营兵，除标兵外，基本上都是分布汛地，零星驻扎，不能集中进行训练。而且，守路防汛的汛兵，在路时间多，在营时间少，是很难组织起来进行集中训练的。
依据清代人孙嘉淦的统计，绿营兵守路、防汛的兵员在20万左右，也就是说，大概有三分之一的绿营兵是在守路、防汛，不能进行集中训练，能够进行集中训练和按时操练的只有督、抚、提、镇的标兵。但是，即使是标兵，有时也要服官应差[11]。
绿营兵所从事的差事有哪些呢？具体有守路、防汛、护饷、押犯、缉捕、查禁鸦片走私、赌博、娼妓等，这都是些终日奔走的差事，差役是相当繁重的，他们没有工夫进行操练也在情理之中，他们平时只知道有差使而不知道有操练。
在这种情况下，绿营兵每逢大阅的年头，就由标兵出来应付一下；遇到大的征调任务，就在各营汛里零星抽调，杂凑成军，组成乌合之众，然后让这些乌合之众去赴敌，这无疑是让他们去送死。
当然，在设置之初也并非如此，督、抚、提、镇的标兵，备援剿而不防汛，其副、参、游、守的营兵，也是在路者多在营者少，这些守路、防汛之兵困守路、防汛，身离本营，造成无法操演，不能战斗，只会供差使。所以，绿营中不管是战兵守兵，都不习知战守之事，让他们捕伺盗贼、诘私贩、娼妓、赌博等差役，这些差使原本是州县官吏的任务，如今却成为营兵的重大差使和负担，政府养兵的职责原本是为了保家卫国，如今却完全改变了这一重大职责，这样就使士兵没有时间与精力来习战守的事，让不良的士兵有机会借差役之名来恐吓取财和扰害地方，士兵却成了危害地方的一大根源。
由于这种原因，嘉庆、道光以来，绿营兵作为一种军队已经怯懦疲沓到了极点，却又经常干一些作奸犯科、豢盗窝娼的事情，这也是情理当中的事情。
第三，调遣成法，零星抽凑，兵将不相属，兵兵不相习。
绿营的一个重要职责是分管地方，所以每遇调遣，不是全军出发，而是零星抽凑，这一营抽一百，那一营抽五十，要调兵一千，往往要抽拨几营或十几营。每次抽调起来的几千队伍，都是些兵与兵不相习，而且管带的人也不是平日营里的长官，兵与将也不相知，这样兵将之间、兵兵之间，情意不洽。如果是大规模征调剿敌，往往动用万人以上的军队，绿营兵内部的矛盾更加明显，因为他们都是从不同省份、不同地区抽调来的，人地不同，矛盾重重，不能收较好的指挥之效。
清政府用这种制度来控制和调遣成军，固然有其道理，但是由于兵与兵不相习、将与兵不相知，所以征调出发前敌时，已经营伍散漫、心存猜疑，一旦到了战场，就会造成“兵不听将命，将不得兵力”的必然结果，这是制度的缺陷所造成的，导致不能一心一气而收指挥之效。
这种情况不仅在一个营中，还体现在营与营之间、军与军之间，都是彼此分离、各不相谋，此营出队参战，彼营张目旁观，甚或嘲讽取笑，真可谓矛盾重重，见战败则袖手旁观，并不援助，见战胜则妒忌，怕人得赏银，怕人得保举，军与军之间也是这样，这无疑是驱乌合之众到前线送死。
这种制度，是绿营到前线作战屡战屡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晚清重目曾国藩就曾经发出感叹说：“今日调遣之成法，虽圣者不能使一心一气。”[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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