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登阁：嫏嬛福地的重要意义

黄宗羲登阁与他发出的“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一样，具有惊世的作用。这一行动所引发的后续效应，让人不得不对它的意义作一番深思。

笔者在《宁波藏书家的人文主义精神》一文中曾指出，私家藏书本因学术所生，为治学而藏，我们不能苛求古代私人藏书家，要求他们公诸士林，因为这在古代是不客观，不现实的。“保守”是私家藏书的根本特点。在私有制社会里，书籍作为私有财产，保守是绝对的，开放是相对的，开放是私有制条件下的相对开放。在一个私有制相对比较发达的农业文明社会里，私人藏书的私人占有性，决定了它的保守性，它承担的使命仅仅是满足个人、家庭和家族成员的学习、学术需要，没有义务来承担社会责任。即使有极少数古代藏书家有流通借阅之举，也只是对封建士大夫阶层而言，限于亲朋好友和藏书家之间，对普通百姓来说，从来都是“莫予其事”的。故而历史上真正对外开放的私人藏书楼是根本不存在的。

虽然如此，但宁波藏书家还是具备了一定的开放意识和开放精神。就拿时人和后人都视为保守的天一阁而言，作为私人藏书楼，其在历史上的开放度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大的。在范钦时代，他与许多藏书家交换目录，互通有无，甚至定有“藏书互抄之约”，在亲朋好友间是开放的。范钦之后，虽然“代不分书，书不出阁”，封闭甚严，但还是有选择地向一些真正的大学者开放。黄宗羲登阁是天一阁向学者开放的一个标帜。“黄梨洲后，万季野征君、冯南耕处士继往，昆山徐健庵司寇闻而来钞，而海宁陈广陵詹事纂赋汇亦尝求之阁中，全谢山为小玲珑馆马氏亦往钞之。”其他登阁人士还有李杲堂、朱彝尊、袁枚、钱大听、江昭、张燕昌、阮元、吴引孙、薛福成、姚元之、刘喜海、麟庆、冯登府、钱维乔、缪荃孙、马廉、赵万里、郑振铎等。有选择地适度开放，这在私有制条件下已经很难能可贵了。黄宗羲登阁显示天一阁已进入相对开放的历史阶段。

目录既是图书管理的一种手段，也是诵读之资、问学之本。一般的藏书家都编有书目，天一阁也不例外。在黄宗羲登阁之前，目前所知有书目三种，即范钦亲编《范氏东明书目》一册、范钦重编《四明范氏书目》两卷、范钦长子范大冲等增益阁书后所编《四明范氏天一阁藏书目》两册四卷。自黄宗羲登阁编目后，后来学者纷纷仿效，开启了学者为天一阁编目的先河。大多数目录均是在阁书遭劫难后编的，所谓“凡遭一劫，于是有编写书目之举”，虽然“主编者率师心自用，随意取舍”，但还是为天一阁保留了大量的图书散佚变化的信息。这些书目主要有：清嘉庆十三年（1808）阮元命汪本校刻本《天一阁书目》十卷、补遗一卷、范氏著作一卷，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刘喜海《天一阁见存书目》十二卷、传抄本，光绪四年（1878）宗源翰《天一阁见存书目》、光绪十年（1884）薛福成《天一阁见存书目》四卷、首末两卷，民国十七年（1928）七月林集虚《目睹天一阁书录》四卷、附编一卷，民国二十一年（1932）九月杨铁夫《重编宁波范氏天一阁图书目录》不分卷，民国二十二年（1933）赵万里《重整天一阁现存书目》，民国二十五年（1936）冯孟颛《天一阁方志目》一卷、《天一阁藏明代试士录目》一卷，民国二十九年（1940）冯孟颛《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以上胪列的书目，有的编者虽为官僚，也兼学者身份；有的虽不是亲自所编，却是直接指导、具体谋划。作为私家藏书楼，为天一阁所编书目较多，为我们保留了大量的文献信息和典籍流传信息，登阁的学者们功不可没，而黄宗羲开了个好头。(www.xing528.com)

黄宗羲登阁向社会传达了天一阁非不可登的信息，这一信息的迅速传递，使大江南北、尤其是江浙的藏书家、学问家兴奋不已，有许多人要“买舟欲访甬句东”了。访问甬句东的目的自然是登天一阁观书，而观书也不是盲目的，因为已经有黄宗羲抄录的书目可资参考了。原来天一阁“阁书之目，外人终莫测也”。自黄宗羲“以硕望故交尝破例偕阁观览，择其古僻者钞为书目，昆山借录，转相流传人间，始知有天一阁书目”，有了登阁的可能，有了访书的依据，天一阁那种“是阁之书，明人无过而问者”的局面得到了改观，它的社会影响力迅速上升，以至于后来得到皇家赏识，享有显荣。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黄宗羲博大精深的学问也与天一阁密切相关，多次登阁观书，对他帮助极大。近代著名政治家、学问家梁启超曾言：天一阁实大有益于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现代著名的思想史研究家蔡尚思也论述说：“藏书风气大盛，如钮氏世学楼、祁氏淡生堂、黄氏千顷堂、钱氏绛云楼、郑氏丛桂堂、徐氏传是楼，尤其是范尧卿的天一阁，藏书甚富；毛子晋父子的汲古阁，前后积书八万四千册。没有明末这批私人大图书馆，清初黄宗羲等人能博览群书，广搜史料吗？”“中国的大学问家黄宗羲，也是和藏书著名的天一阁分不开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以天一阁为代表的一批私人藏书楼成就了黄宗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