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份合作企业产生及原因

股份合作企业是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中自发形成的企业类型，它最早出现在八十年代初期的一些农村地区，均是由已经解决温饱问题，有了一定资金积累的农民自发创造形成的。这种企业形式出现后发展极为迅速，广东省吴川县农民自筹资金兴办的小型股份合作企业，1982年达2100多个，同年人均收入比1980年翻了一番。河北沧州地区1981年开始出现股份合作企业，1982年股份合作联合体发展到1013个，1983年发展到1892个，1984年发展为2233个^[16]。

在全国农村的其他地方，股份合作企业也在积极的诞生中，如浙江温州、江苏盐城、山东淄博、广东宝安、安徽阜阳等地都是早期带有股份合作制性质的企业主要分布所在地。而股份合作企业作为一种新生的事物，本身必定带着许多不成熟之处，各地的做法也不一，但是党中央从全局出发，对其进行了肯定，如中共中央1984年第1号文件就明确指出：允许农民和集体的资金地或有组织地流动，不受地区限制。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鼓励集体和农民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将资金集中起来，联合举办各种企业。鼓励技术、劳力、资金资源各种形式的结合，使农民能够在商品生产中发挥自己的专长，形成适当的经营规模^[17]。1987年中央5号文件要求在16个省围绕7个项目建立农村改革试验区，浙江省温州市、山东省淄博市、安徽省阜阳地区被国务院农村改革办公室确立为实行股份合作制的实验地区，分别探讨个体私营企业、集体企业和联户企业改造为股份合作企业的问题与对策。在中央政策的有力推动下，各地的股份合作企业稳定增长^[18]。

追究股份合作企业这种形式的产生原因，可以从群众与政府两个角度来分析。

首先，从群众角度来看，有经济与政治两方面的考虑。经济群众对于股份合作企业的选择，经济是其考虑的主要因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归自己”的分配方式唤醒了农民的积极性，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有了一定的资金和生产资料，并且不断增加。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固有的缺陷也日益暴露出来，如由原来的相对集中走向分散的生产资料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形成了冲突，个体私营企业的农民因资金不足、技术缺乏等原因使得进一步发展遇到了严重障碍，缺乏竞争力等等。他们想方设法寻求一种能够使生产资料得到优化配置的企业形式，于是股份合作企业这种形态便应运而生了。在后来的演化过程中，股份合作企业由农村到城市，又由农民的经济动因转化为广大群众经济动因。而政治原因则是群众们主要出于规避政治风险的考虑，农民们清楚，一种经济组织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政治的支持。在实践中，他们也亲眼看到或亲耳听到，有的甚至亲身体会到个体私营企业在现实中遭到歧视待遇。集体企业或国有企业因戴上公有制这顶“红帽子”而受到优待，而“合作制”历来被看作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个象征性特征，原集体企业的农民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通过“合作制”这一形式而保持“红帽子”，获得政治的庇护。因此，他们吸收了合作制的一些“合理内核”，将其纳入他们所创造的新的企业形式中。(www.xing528.com)

其次，从政府角度来看，同样也要从经济与政治两方面来分析。经济上，当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一些消极效应，如生产资料过于分散，难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而且，集体企业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企业行为的短期化、承包者负盈不负亏、原有资产流失严重等，使其缺乏竞争力而难以生存；另外，国企改革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亟待解决，如沉重的下岗职工就业压力等。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迫切寻求一种新的企业形式或有效的经营机制来走出困境，一种“既不同于乡镇集体企业，更不同于资本主义企业”^[19]的新企业——股份合作企业显示出了一定的活力，为政府所青睐。其采用的新机制既有利于把农民的一些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予以优化配置，又有利于改变原有集体企业的产权主体虚置、缺乏自主经营权、管理体制不科学等制度问题。而政治上，股份合作企业的出台则正是对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答复。在实践中，每次重大政策的出台都要接受姓“资”姓“社”的检验，反映在企业改革上就转化为所有制问题。公有制占主导的地位不仅不能动摇，而且要不断壮大，这是我国进行企业改革的宗旨。而政府选择股份合作企业，把它作为一种新的集体企业形式，成为很多集体企业改革的首选形式，正是因为其具有“合作”、“按劳分配”、“公共积累”等因素，贴上了公有制的标签，经受得住检验。

从原因分析可知，股份合作企业的产生不是群众或政府单方的选择产物，也不是经济或政治唯一的价值取向的结果，而是群众与政府双重选择的公共点，与经济与政治双重取向的公共点所组成的交集。这些要素缺一不可。正如有人描述温州股份合作企业时说“温州的股份合作企业恰恰是农民和政府双向选择，经双重取向的‘公共样本点所构成的集合。’”^[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