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民主社会的关系

在社会资本与民主社会的研究中，最为著名的是罗伯特·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一书中，他通过在意大利长达20年的研究发现，意大利北部与南部在民主实践中体现出的制度绩效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他认为，经济现代性的程度对制度绩效有一定的影响，但它还不是决定因素。因此，南北地区民主化程度的差异显然不能归于经济的现代性，或许还有其他因素。在此基础上，帕特南想到了公民生活，引入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他的研究显示，意大利北部地区公共精神非常发达，社会组织多，公民参与社会的积极性非常高，人们在交往的过程中自然会产生社会资本，如较高的信任感、规范和网络，其结果就会推动社会朝着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从而提高社会的民主程度。而意大利南部地区，人们极少参与社会生活，缺乏具有较高公共精神的社会团体存在，因此人们之间彼此不信任，相互背叛，猜疑，处于一种孤立、混乱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资本就不容易产生，民主化程度自然很低。因此社会资本之所以能使民主运转起来，就在于它创造了具有公共精神的公民，正是这些相互信任、了解与合作的公民使民主制度有了生命。^[30]他强调，“社会资本指的是普通公民的民间参与网络，以及体系现在这种约定中的互惠和信任的规范”。他进而提出了“公民参与网络”和“社会资本”的观点。他认为社会资本对政府行为具有推动作用，公民参与网络培养了普遍化互惠惯例。社会资本类似于“恩惠银行”，一个依赖于普遍性互惠的社会，比一个没有信任的社会更有效率^[31]。在帕特南对美国的研究中，他通过收集各种数据，提出，美国人在近30年中对社会和政治活动的参与在不断地降低，传统的公民社会正在崩溃。由此，他的结论是“美国公民社会的活力在过去几十年中显著下降”，“美国的社会资本下降了，美国的民主程度下降了”。^[32]另一位研究者帕克斯顿（Paxton，P.）通过46个国家的数据考察了社会资本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基本结论是社会资本和民主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也就是说，提高社会资本可以促进一个国家的民主，但反过来，民主程度也会影响该国的社会资本水平^[33]。

在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中，通过对当地居民的调查发现，社会资本的积累能够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提高社会凝聚力，促进社会包容。希尔维（John F.Helliwell）认为，培育社会资本能够带来更好的社会福利，除了延长人的寿命、提高健康水平之外，还可以提高教育水平，给予更好的工资待遇，减少就业歧视，使人们更加乐于交际、乐观，降低忧郁症的发生概率^[34]。纳拉扬和普里切凯特对坦桑尼亚进行的调查显示，通过团体组织促使集体活动的方式所产生的社会资本，不仅提高了居民参与决策的能力，而且提高了政府科学决策的能力，是消减贫困的一种最重要的手段^[35]。

国内学者对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的研究成果主要在社会资本与政治文明、政治治理和公共政策的互动，以及公民社会建设方面，普遍认同社会资本在这些方面对社会政治民主建设有积极的影响。(www.xing528.com)

罗亮指出，社会资本是政治意识文明建设的思想源泉，是政治制度文明建设的动力基础，是政治行为文明的必要前提。具体来说，互利互惠的社会规范是政治制度文明的基础和补充，在日常生活中自发形成的社会规范不仅在社会生活中更有效力，而且也是一切政治制度运转的基础。公民组织网络体系作为社会黏合剂，为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的均衡奠定了基础，信任等价值观为政治制度文明提供持久的合法性资源^[36]。俞睿在研究中提出，以制度理性为主要形式的政治秩序建构并不是自足的，没有相应的社会基础的支撑，政治无法良性运转，社会资本就是这样一种支撑政治良性运转的社会基础。培育社会资本就是要把公共生活的秩序重新奠定于社会的基础之上，包括增加“信任”社会资本的存量，促进公民社会发展，从而界定政府治理的边界，实现多元主体的政治治理模式；以社会资本理念，催生公民意识和公共精神，促进政治实体关系的和谐；加强制度的有效供给，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生活规范化、有序化；加快民间组织和公民社团的健康发展，促成“公民参与网络”的形成和转化，实现参与型的有效政治治理^[37]。罗云恒论述了社会资本的关系网络、共识性规范和资本存量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并提出了利于社会资本发展运行的公共政策制定的意见和建议^[38]。也有一些学者对社会资本在公民社会中的体现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主要表现为政治参与、关系与信任。胡荣的研究主要测量了中国农村基层社区社会资本的状况，并以此为基础，对社会资本与村民政治参与、与村级选举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然后进行了多维度的实证分析，包括个体之间相互关联的社会网络、互惠、信任和规范等。他的研究发现，村民的社区认同感、投选村委的积极性以及对于村活动的参与程度与其对集体和公共事务的关心程度具有正相关关系；村民参与的社团与村民在选举中的参与程度正相关^[39]。梁莹博士以我国南京作为个案，分析和研究社会资本与公民文化成长的作用，其研究认为，社会资本中的信任、公民参与网络、规范这些因素对公民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即公民政治认知、公民政治情感、公民政治态度与公民政治价值观有着一定的影响。^[40]社会资本的充分发育对公民文化的成长与培育有很大的影响。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资本也在发生激烈的变化。她的研究结论强调，鉴于中国社会与南京市的特殊性，对社会资本的重构需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要对现有的社会资本形态进行改造，发挥传统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要利用制度创新增加现代意义社会资本的规模。^[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