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的含义和来源

国外学者们对社会资本的不同定义主要源于理解的不同角度。皮埃尔·布尔迪厄、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普特南（Robert Putnam）、林南（Lin Nan）可以视为该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他们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具有开创意义。他曾研读了大量的马克思的著作，因此马克思早期的著作对他的研究有很大的影响。他反对要么集体主义、要么个体主义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先在性，主张关系的首要地位。^[2]布尔迪厄认为，马克思早期就已经清晰地表达了这一思想，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写到“社会不只是由个人所组成；他还体现着个人在其中发现自己的各种连接和关系的总和”。^[3]布尔迪厄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对社会关系的理解都基于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布尔迪厄在他的关系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场域”和“资本”的概念。他认为场域是人的活动相互作用结成的关系网络，不能离开人的活动而存在。场域有不同的类别和形式，如哲学场域、政治场域、文化场域等，各个场域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存在的，都具有特殊的利益和作用。但是一定的关系网络一经形成就有自己相对的独立性，参与甚至制约着人的心理、行动、行为及人的地位和作用等等，场域对社会行动者的行动有形塑机制。“场域都是关系系统。而这些关系系统又独立于这些关系所确定的人群”。^[4]场域作为各种因素所形成的关系网，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变化的原动力就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不仅是资源，更重要的是权利，行动者凭借这种权利占据场域中的某种位置，进而可以支配场域中的资源。^[5]布尔迪厄将资本分为三种类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他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的关系网络。换句话说，这一网络是同某种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而对于声望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6]在布尔迪厄的研究中，社会资本是一种从中可以吸取某种资源的、持续的社会网络关系，是一种制度化的网络关系，而不是由亲属关系和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自然联系。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资源，每一个被联系在其中的社会成员都可以从中受益。^[7]

詹姆斯·科尔曼被认为是社会资本理论的第一个系统阐述者。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中，他对社会资本理论做了详细和系统的阐释。他认为，每一个自然人从一出生就拥有三种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物质资本是有形的；人力资本是无形的；社会资本也是无形的，它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中。社会资本包括社会团体、社会网络和网络摄取三个方面。并且将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概念联系在一起，强调社会资本对积累人力资本的重要性。科尔曼还提出了社会资本的五种形式：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与有效惩罚；权威关系；多功能社会组织和有意创建的社会组织等。^[8]科尔曼从功能的角度定义社会资本，认为“社会结构资源作为个人拥有的资本财产，即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定义由其功能而来，它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不同形式的实体。其共同特征有两个：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组成；它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和其他资本形式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是否拥有资本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现某些既定的目标。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不同，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中，它既不依附于独立的个人，也不存在于物质生产过程中”^[9]

将社会资本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对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进行研究的应首推美国学者罗伯特·普特南。他在对意大利进行了长达20年的研究之后，完成了《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一书，随后，在对美国社会的社会资本存在状况调研的基础上完成了《独自打保龄球——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繁荣的社群——社会资本和公共生活》等一系列有影响的专著和论文。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普特南对社会资本的定义是，“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效率。像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是生产性的，它使得某些目标的实现成为可能，而在缺乏这些社会资本的情况下，上述目标就无法实现。”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10]他认为，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最关键因素，而互惠规范、公民参与网络能够促进社会信任，前者有效地限制了机会主义行为，将导致那些经历重复互惠的人之间的信任水平增加，而稠密的社会交换网络将增加游戏理论中所说的关系的重复和联系，从而也将增加社会信任水平。社会信任、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三者之间是相互加强的，它们都是具有高度生产性的社会资本。^[11]

另一位著名学者林南则从网络资源的角度研究社会资本，提出“社会资源”理论，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社会资本理论。在林南看来，所谓社会资源，就是指那些嵌入个人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这种资源不为个人所直接占有，而是通过个人的直接的或间接的社会关系而获取。拥有此种资源可以使个人更好地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12]。社会资源按其功效的性质可以分为工具性的和情感性的。器物一类的有形物质资源属于工具性的资源，信用、承诺、慰藉等则属于情感性资源。个人通过多种多样的社会关系获取和利用这两种资源以支持个人的社会行为和目标；另一方面，人们正是为了获得生存及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而主动形成相互依存的社会网络。在《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一书中，林南对社会资本的定义是“（社会资本）是投资在社会关系中并希望在市场上得到回报的一种资源。^[13]

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则从文化角度探讨社会资本理论。他在1992年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人》，1995年出版了《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1999年出版了《大破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这些著作中，福山从文化的角度讨论社会资本理论，在学术界引起极大的反响。福山的社会资本理论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的。他认为，所谓信任，是在一个社团中，成员对彼此常态、诚实、行为的期待，基础是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规范以及个体隶属于那个社团的角色。这里所指的规范可能是深层的价值观，也可能包含世俗的规范。^[14]对于社会资本，福山认为“则是建立在社会或其特定的群体之中，成员之间的信任普及程度。这样的信任也许根植于最小型、最基础的社会团体里，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家庭，也许可能存在于规模最大的国家，或是其他居于两者之间的大大小小的群体中。社会资本和其他形态的人力资本不一样，它通常是经由宗教、传统、历史、习惯等文化机制建立起来的”。^[15]在福山的研究中，社会资本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社会资本的深层基础是文化因素。

除上述学者的研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还从政治、经济、社会、管理的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研究，并有诸多的成果问世。(www.xing528.com)

基于对社会资本含义理解的差异，学者们对社会资本的来源的研究也存在不同的见解。

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社会结构的下述功能，即行动者以此种结构为资源可以实现自身利益。也就是说，社会资本来源于社会结构的功能，社会结构体现为可资利用的资源，它不仅有利于身处同一社会结构中的所有个体的个人目标的实现，而且有利于集体行动的达成^[16]。佛朗西斯·福山认为，“社会资本始终常常通过重复的囚徒困境博弈而自然产生（即一次性囚徒困境博弈不会产生合作解，因为背信使博弈双方之间形成了一个纳什均衡），它同时也是宗教、惯例、共享的历史经验及其他类型文化规范的副产品。”在发展中国家，可以将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宗教和全球化过程作为培育社会资本的内外部来源^[17]。对社会资本来源的另一个较有影响的观点则是罗纳德·波特（Ronald Burt）的结构洞理论。波特认为，信息的处理和利用是需要成本的，并不是信息越多、流动越快就越好，及时获得他人无法获得的非冗余信息，这才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伯特认为，结构洞（网络中的断裂处）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它为行为人提供了信息和控制优势。尽管波特的理论更多地被用来研究市场上的个人行为，但对组织社会资本的研究具有同样的意义^[18]。

国内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初期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社会资本概念的探讨和阐述，以及企业社会资本的相关研究。另外，自21世纪初起，受到国外实证研究潮流的影响，我国学者也开始了对社会资本的实证研究。

受西方学者的影响，国内学者对社会资本的定义也存在不同视角的解释。国内学者主要从个体层次和集体层次或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上来定义社会资本。

1999年，作为国内第一个提出并真正开始研究社会资本的学者张其仔提出，研究社会资本，必须首先考虑社会中相应的文化和制度，他认为从形式上看，社会资本就是一种关系网络^[19]。罗家德和赵延东则将社会资本分为“个体社会资本”以及“集体社会资本”两种类别。个体社会资本即所谓的外部社会资本或私人物品，除了微观的个人关系及这些关系中所蕴含的资源外，也包括个人所占有的网络结构位置能带来的资源。集体社会资本则指内部社会资本或公共物品，除了宏观的群体内部的社会联结与互信外，也包括群体的结构方式是否可以促成集体行动并创造资源^[20]。边燕杰从个体层面上对社会资本进行研究，认为可从三种不同的角度来界定。第一，社会资本即社会网络关系，个人的社会网络关系越多，则个人的社会资本存量越大；第二，社会资本即社会网络结构，高密度的社会网络有助于约束个人遵从团体规范，而低密度的社会网络则可以减少这种约束，为占据结构洞位置的个人带来信息和控制的优势，有利于其在竞争的环境中求生和先赢；第三，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网络资源，是个人所建立的社会网络，个人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最终表现为借此位置所能动员和使用的社会网络中的嵌入性资源^[21]。张广利和陈仕中进一步把社会资本分为微观社会资本、中观社会资本和宏观社会资本。微观社会资本指个人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嵌入其中的情感、信任、规则等；中观社会资本指企业、社团、社区等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嵌入的社会资源；宏观社会资本指一个国家、区域的特征，包括和谐开放的社会关系网络、有效的制度规范、普遍信任、权威关系以及合作性的社会组织等^[22]。刘松博认为社会资本是“行为主体所拥有的内部和外部的非正式关系的总和，这些关系可以为该行为主体带来价值”^[23]。石德生则将社会资本的内涵分解为多个部分：第一，社会资本是一种以获得效益为目的的投资活动；第二，社会资本离不开社会关系或社会网络；第三，社会资本虽然是无形的、不可见的，但其却有多种表现形式，例如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等；第四，每个个体间的社会资本无法转让，但群体社会资本可以被群体成员间接使用；第五，社会资本很难被测量^[24]。郑剑从社会资本的内在结构和本质特点出发，指出社会资本的内涵由主体的存在样态、主体的场域、主体外部的资源以及主体的机遇和运气等不确定性因素组成。最后，根据组成元素的类型，社会资本可以分为物质因素、精神因素、实践因素、情感意志因素、场域因素、环境形态因素以及机遇、运气等偶然性因素的社会资本^[25]。

对于社会资本的来源，我国学者主要从社会学和经济学这两个视角进行探讨。边燕杰和丘海雄从摄取稀缺资源的角度来探讨社会资本，认为社会资本作为摄取稀缺资源这种能力的获得，必须通过个体与社会的联系才能够实现。社会资本的本质是资源，但若要将其应用于实践就必须要通过关系网络^[26]。卢燕平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分析社会资本的来源。他认为，微观社会资本的来源是个人的人力资本、职业技能和个人流动性等；中观社会资本的来源是网络、志愿组织和家庭；宏观社会资本的主要来源为信任、互惠和规范。^[27]谭露对高新产业园区进行了研究，指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中社会资本的来源包括社会网络、信用和共同信念，通过分析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中社会资本对集群内知识创造、知识转移和知识保护的重要作用，以及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中社会资本缺失的原因及对策，从而达到提升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的目的。^[28]此外，还有学者讨论了“本土化的社会资本”，将中国式的人情看作社会资本的来源之一^[29]。也有研究认为这显然是对社会资本的误读，最终将导致偏离了社会资本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