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民主转型的关系

从文化因素探讨民主转型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这个学术传统渊源于马克斯·韦伯对于新教与资本主义之间关联性的研究。20世纪后期，随着第三世界民主发展的演进，政治学家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即民主转型更容易在什么样的文化类型的国家中发生？关于文化与民主发展相匹配的问题，民主理论家经历了一个从基督教、天主教、儒教到伊斯兰教的理解过程。

在追问民主与哪种文化价值更加匹配这个问题时，我们需要搞明白，作为政治文化的民主它包含哪些价值。民主包含的文化价值姑且叫做民主文化。民主文化是由下面几个要素组成：接受法治、对反对派的容忍、尊重不同意见分歧、接受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和接受民主的不确定结果。民主文化也是由关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态度组成的，阿尔蒙德和韦巴把它叫做“公民文化”。在政治文化的三个次级类型中（公民文化、臣民文化与村民文化），只有公民文化最适合民主制度，其他两种文化类型对应的是威权主义政权。在阿尔蒙德和韦巴那里，公民文化指的是，公民是积极的参与者，他们不仅积极挑战政权的权威，同时也服从与尊重权威和民主制度。^[65]

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同等地接受民主的政治文化。儒教因为强调和谐、等级和秩序而长期以来不被民主人士与政治学家看好。亨廷顿指出，儒教强调团体胜于强调个人，强调权威胜于强调自由，强调责任胜于强调权利；儒教社会缺少抗衡国家之权利的传统，而且就个人权利存在的程度而言，个人的权利是由国家创造的；对和谐与协作的强调胜过于对分歧与竞争的强调；对秩序的维持和对等级的尊敬是核心价值；思想、团体与政党的冲突被看作是危险的，更重要的是，儒教把社会融化在国家之中，没有为自治的社会机构提供合法性来在全国的层次上抗衡国家的力量。^[66]伊斯兰教的宗教信条就是最高权威。虽然世俗政府可以强制教徒服从，但是，穆斯林不会放弃他们的信仰，即国家事务应当受到神圣教义的监督。但是，事情都在变化当中，随着威权国家经济不断发展，地区与国际交往的加快，封闭的社会开始变得越来越开放，天主教、儒教以及伊斯兰教社会的世俗化进程在不断加快，这些社会经过经济发展的洗礼之后，会变得更加适应民主转型的需求，民主文化同化这些宗教的能力越来越来强，因此，利普塞特在其晚年十分乐观地看待民主文化的发展问题，他认为，文化在短期内可能不太有利于民主转型，但是，从长期来看，多数文化似乎有可能与民主文化相汇合。^[67]

利普塞特的乐观也许是有道理的，在第三波民主浪潮发生之前和之后，天主教、儒教甚至伊斯兰教都表现出与民主文化相融合的迹象。对于天主教的变化，亨廷顿的研究也许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与基督教新教相比，天主教在两个方面不利于民主发展。其一，信条上看，新教强调个人良心、个人对圣经的自由理解以及个人与上帝的直接关系，而天主教则强调教士的中介角色。其二，新教教会自身在组织方式上也更为民主，强调教友的至上性，同时没有主教，或者只有权力十分有限的主教；而天主教是一个威权性的组织，其等级有教士、主教、大主教和红衣主教，最后是教皇，它同时还强调教皇的一贯正确性。直到20世纪60年代，人们用来解释天主教与民主之间关系的上述论断似乎是无懈可击的。但是，70年代以来，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70年代和80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已经基本上是完全的、或者主要是天主教的民主浪潮。“第三波”中的第一批国家有两个（葡萄牙和西班牙）实现民主化的是天主教国家。然后，民主化横扫了六个美洲国家和三个中美洲国家。这股浪潮来到了菲律宾，即第一个实现民主化的亚洲国家，然后折回到智利，并冲击了墨西哥，然后又在天主教的波兰和匈牙利汇成波涛。在世界上的每一个地区，天主教国家都处于领头地位，而且，主要的天主教地区，如拉丁美洲，是民主化最全面的地区。总体上看来，从1974年到1989年过渡到民主的国家中大约有四分之三是天主教国家。^[68]

如何解释上述这一令人惊奇的现象呢？在亨廷顿看来，在伊比利亚、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教会总是与地方政权、拥有土地的寡头和威权政府关系密切。不过，在60年代，教会改变了这一做法。教会内部的变革把一个非常有势力的社会机构变成了独裁政权的反对派，使得这些政权失去了他们可以从宗教中得到的合法性，并为拥护民主的反对派运动提供了保护、支持、资源和领导。在60年代中期以前，天主教会通常同威权政府相勾结，而且经常使这些政权合法化。在60年代中期以后，教会几乎一致反对威权政权；在某些国家，比如巴西、智利、菲律宾、波兰和一些中美洲国家，它们在努力改变这些政权中扮演了中心角色。天主教会由现状的防波堤变成了要求变革的力量，由拥护威权变成主张民主。到了70年代，天主教成了拥护民主的力量，因为天主教内部发生了变革。^[69]

与亨廷顿的观点不同，福山在看待儒教与民主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明显更加乐观，他认为儒教与民主之间在几个方面是相容的。首先，传统的儒家考试制度是一个精英选拔制度，它具有潜在的平等含义。在传统中国，考试制度不是对所有具备资格的人开放的，但是，在它的现代形式中，在很多儒教社会中把它作为上升到更高教育制度和官僚机构通道的考试制度，是一个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它强化了很多亚洲国家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第二个相容性表现在，儒教强调教育。虽然受教育的人口很少作为民主的一个重要条件，但是，一个社会的整体教育水平是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支撑。如果缺少较高水平的识字率，人们对公共问题知之甚少，因此无法参与到民主辩论当中去；而且，教育倾向于使人们更加富有、更加关心非经济问题。最后，儒教具有相对宽容性。历史上，儒教与其他宗教曾经共存在一个社会之中，最著名是道教与基督教。虽然儒教也曾经有过不宽容的历史，但是比起伊斯兰教或基督教，它要宽容得多。^[70](www.xing528.com)

但是，在民主实践中，儒教社会表现出相当明显的差异。日本、韩国、菲律宾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成功地在儒教传统中开发出民主的资源，在这些社会，儒教与民主价值之间似乎存在很高的相容性来。但是，在其他儒教社会，民主化的进程似乎并不理想，特别是在新加坡，由于其经济上的成功表现，政治家断言，儒教传统能够与市场经济完美结合，西方式民主特别是美国民主与儒家传统是不相容的。但是，福山在他的文章中不同意上述这个判断。他以新加坡为例指出，如果经济现代化导致了人们更多的被承认的要求的话，下一代新加坡人就将表达最强烈的政治参与和个人自由的要求，不是因为他们的要求是西方的价值，而是因为它们满足了中产阶级和受教育人群的需求。^[71]

埃及著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易卜拉辛解释道，目前，全世界有10多亿穆斯林人口生活在由选举产生的民主社会，这些政府包括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国家印度尼西亚，该国家有将近2亿5千万伊斯兰教教徒，另一个穆斯林大国是印度，它有1亿5千万伊斯兰教教徒，孟加拉国也是一个伊斯兰人口大国，其穆斯林公民的人口与印度相当，另外，土耳其有7千万、尼日利亚有6千万信徒。这些数据表明，穆斯林社会能够与民主走到一起去。^[72]

在政治学家看来，中东地区民主化过程不仅要建立自由竞争的选举制度，同时要重视自由传统的培养，主要包括尊重权利与法治。这些传统对民主同等重要。但是，自由传统对民主转型的重要性并不等于说，缺少甚至没有自由传统的社会就无法实现民主。事实上，很多儒教社会历史上都缺少自由的传统，但是，民主在这些国家变成了现实。因此，以此来否定穆斯林社会民主化的前途是难以成立的。况且，在易卜拉辛看来，中东穆斯林社会并不缺少自由的传统和记忆，他相信，这种传统和记忆会在埃及、突尼斯、黎巴嫩、叙利亚和伊拉克被重新点燃。^[73]

支持伊斯兰社会民主前途的最后一个理由是，经济发展能够促进文化的世俗化。在政治学家看来，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尽管文化中的主流成分会在历史变迁中被保留下来，但是，社会中的主流文化会与前一代或两代人之间发生显著变化。这种变化的动力来自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促进文化世俗化的逻辑关系类似于前面亨廷顿的推论。经济发展产生新的阶级，这些阶级在经济进一步发展过程中会产生参与政治的需求，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会因经济自由化而得到强化，这些观念会逐步从伊斯兰的教义中分离出来，形成有利于民主化的文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