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仪式和符号的解读
达恩顿带领我们首先从文本中了解了基本的事实及其背景，然后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为什么选择猫作为一种报复和发泄的对象？为什么屠猫的行动能够带来快感和满足？作者从前一部分关于社会史或经济史的讨论转到了文化史的领域，试图去发现民间仪式和符号在历史中的作用，这也是在达恩顿研究中最核心的部分，并且非常具有吉尔茨解释人类学的分析特点。他的分析从仪式和象征两个方面展开，研究和解释了猫在下层普通手工业者乃至当时的欧洲大众文化中的特殊含义。
在近代早期的欧洲，狂欢节（或嘉年华）对于处在底层的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意味着可以暂时抛开通行的社会准则，在仪式中不顾贵贱、等级的束缚，在狂欢中将规则颠倒过来。在狂欢节期间年轻人可以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例如性、打闹、恶作剧……不受约束、毫无顾忌。
达恩顿考证指出，在许多狂欢节的仪式中，猫往往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发挥着重要的仪式性作用。例如在勃艮第地区，狂欢节的人群常常在粗犷狂野的音乐声中对猫大肆虐待，撕扯皮毛让猫发出凄厉的惨叫，这成为了狂欢节上重要的一项活动。再如，在每年6月24日为纪念施洗者约翰举行的狂欢节上，人们围绕篝火又唱又跳，然后把一些被认为有魔力的东西扔进火堆里，以求消灾祈福。猫是最常被用来投入火中的动物，或是被装进袋子，或是用绳子吊着，或是直接捆绑在柱子上烧。巴黎人一般把猫塞在布袋里直到烧成灰烬；在圣夏蒙（Saint Chamond）人们更喜欢在猫身上点上火追着它满街跑；在勃艮底和洛林的部分地区，有围着绑在火刑柱上燃烧的猫跳舞的风俗；在梅斯（Metz）地区，人们将十几只猫同时放在柴堆上把它们一起活活烧死。参加这些仪式的，一般包括了来自各个等级和社会阶层的人，几乎是一项全民的活动。
除此之外，各个行业也有一些自己的节日和仪式。以印刷业为例，印刷工人们每年都要在他们的守护圣徒、福音书作者圣约翰的纪念日里举行游行和宴会。在18世纪，工人们参加庆祝活动的权利逐渐被作坊主剥夺了，但他们还是会在自己的工会里进行庆祝仪式，每年11月11日的圣马丁节，他们还会在聚餐后举行一场模拟的审判。孔塔把印刷工人工会比作一个微型的“共和国”，有着自己的法律和规则。任何人一旦违规，都要接受处罚，通常是交少量的罚款充公，然后到过节的时候大家一起出去大吃一顿，闹到很晚方才罢休。
此外，一个工人从进作坊当学徒开始，一直到他满师、离开作坊，甚至结婚生子，工会都会有相应的仪式，之后一般都以凑份子聚餐而结束。孔塔的自传里介绍了四种比较重要的仪式，其中最重要的两次，一是刚进作坊当学徒的“围裙礼”，一是四年后正式成为一名排字工而举行的“满师礼”。从中我们看到，工人们的世界尽管平凡而普通，有时甚至无礼放肆缺乏教养，但仍然严格地坚持着一定的秩序和规则，这些固定的仪式活动构成了他们生活的重要内容，构成了属于工人自己的亚文化，并与作坊主的资产阶级文化之间形成强烈的对立。
然后进一步来看一下猫的符号意义。达恩顿指出，在各种文化中，不同的动物被赋予不同的功能和内涵，具有了不同的象征意义。而虐待动物，尤其是猫，几乎是一项遍及近代早期欧洲的非常流行的“娱乐”活动，是某种符号或象征在功能上的一种表现。因此，若圣瑟韦亨的学徒和印刷工人们屠猫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社会和文化的一种直接反映，这种文化赋予了猫和屠猫特殊的意义。(www.xing528.com)
达恩顿依据民俗学对动物象征体系的研究，认为猫在18世纪法国人的心态中主要有三种文化象征意义。第一，“猫”象征了女巫和巫术，“屠猫”则暗示了对女巫的镇压或迫害。达恩顿分析指出，在许多民间迷信中常常认为女巫会假借猫的外形来实施魔法、蛊惑人心。而破解这种巫术的办法就是通过残害猫令其丧失魔力，比如割尾巴、剪耳朵、打断腿、扯掉或烧掉皮毛，尽管听来有些残忍，但在当时这的确是一种深入人心的普遍观念。与此同时，猫及猫的肢体、皮毛、血肉都被认为具有某种神奇的效力，经常被作为治病驱邪的魔药。第二，猫和它的主人（尤其是女主人）又被看作是二位一体，也就是说，“猫”即象征了主人，杀死一只猫可以给它的主人及其全家带来不幸。因此，工人屠猫的行为，尤其是对女主人最爱的宠物灰猫先除之而后快，一方面象征了对女巫的迫害，另一方面上则表露出他们对作坊主夫妇的仇恨，暗示了某种无声的反抗；他们本身也在屠猫这种象征的过程中，获得了精神上的平衡与快感。第三，“猫”象征了“性”和淫荡，在此即暗指作坊主妻子的淫荡和不忠，在孔塔的原文中影射女主人同她的忏悔牧师间的奸情。通过猫的象征意义，工人们将女主人与猫的淫荡画上了等号，并借以嘲笑作坊主的愚笨和被戴绿帽。此外，屠猫的行动最后以工人们举行的一场对猫的模拟审判和处决而告终，这同近代早期欧洲狂欢节仪式上经常出现的“审判”和“行刑”相一致，实际上工人们就在以猫为象征对作坊主进行了一场缺席审判，猫的有罪代表了作坊主的罪恶，对猫的处决也就是作坊主应受到的惩罚，工人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不满，宣泄了情绪，表达了一种恢复平等、秩序和过去传统的愿望。
由此达恩顿结论指出，大屠猫的事件并不是一起偶然的事件，更不仅仅是两个小学徒心血来潮的恶作剧，它的背后是18世纪法国社会的民间文化，是城市手工业者（印刷工人）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信仰体系，这赋予了这一事件不同寻常的意义和内涵。对于这种意义，非但今天的我们很难以理解，即便是同时代的另一阶层的作坊主也几乎完全不明白，它是仅属于一小部分人、一个独特的印刷工人亚文化的象征体系。工人们借此来发泄不满、获得快感，在精神上暂时地改变现实，获得了心理的平衡。
达恩顿从单纯的文本入手，大胆地借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尤其是用克利福德·吉尔茨所主张的“深描”的方法解读和诠释文本，通过仪式和象征去分析其中的隐含意义。在分析过程中，达恩顿所做的，并不是只对一个单一的象征进行的简单解释，《屠猫记》中出现了一系列多种形式的仪式并混合成多重意义的象征体系。这种形式的历史研究的确称得上是另辟蹊径、别开生面，它为我们指向了一条新的历史研究的途径——从心态史转向历史人类学（或新文化史）的道路。
而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达恩顿的研究远非尽善尽美。他所使用的史料新颖大胆，但并不全面和有足够的代表性，不论是“小红帽”的童话，还是屠猫的故事，都不能作为反映18世纪法国农民和手工业者生活及其文化的最根本的证据，它们只是一些特例和个案，并不具备典型性和普遍性，从单一的文本只能得出单一的答案，而不是总体性的结论。达恩顿希冀仅仅通过几个文本，就可以涵盖从农民、工人到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从外省和乡村到巴黎，包含整个18世纪法国社会总体的文化和思想体系，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有必要明确的一点是，任何的历史研究都不可能给出一个唯一的、最终的、不可更改的结论，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是在不断地完善和积累人类对过去、对自身的认识，这才是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使命和职责。
达恩顿在《屠猫记》一书中所展示出的历史人类学倾向，是其新文化史观中最为显著的特点，而且他还深深地着迷于对历史上的符号和象征的人类学解释，并以此为乐事。在追溯文化史的源流中，达恩顿以赫伊津哈为例，认为在文化史家中早已注意到通过揭示象征的比喻关系来帮助他们对历史的研究工作，“赫伊津哈主张象征主义作为一种本体论的参与模式发生作用，而不仅仅只是作为一种表象的关系”(10)。须知，赫氏关于象征主义的想法，形成于20世纪初现代语言学和符号学尚未成熟的时代，而今它业已是当代人类学的一个中心主题了。达恩顿将自己归为同时受到了文化史传统和人类学影响共同作用下的一代历史学家，因而可以更加自如地运用它们于自己的文化史实践当中，他表示自己并不拘于某种特定概念和理论的象征主义，而“倾向于宽泛地使用‘符号’一词，将之联系到任何传递某种意义的行为，不论是声音、影像还是手势”(11)。他也相信人类学的理论确实能够帮助历史学家进行对历史问题的分析，在一次访谈中达恩顿进一步谈道：“为了逐渐形成一种恰当的人类学方法，必须求助于人类学理论所发展而成的象征主义的概念，不仅是克利福德·吉尔茨的，还有维克多·特纳、玛丽·道格拉斯、凯斯·巴索（Keith Basso）、雷纳托·罗萨尔多（Renato Rosaldo）、马歇尔·萨林斯和其他人等的。尽管在他们中间也有一些不同意见，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会同意一样东西代表另一样这种简单的想法。……不，人类学家们都坚持象征符号的多义性，它们能够传递许多不同的意义，尤其当它们被用于仪式中时。”(12)
在距离《屠猫记》出版二十年后，达恩顿更加坚信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两个学科之间的界线已经模糊甚至消失了。他表示，即便是人类学也“已经变得更加的历史化。人类学家在进行田野调查工作的同时，也会常常作档案的研究，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其所研究的文化的深层的、时间的维度。旧的人类学家研究空间中的文化、历史学家研究时间中的文化的差别已不复存在，对于像克利福德·吉尔茨这样的人类学家来说甚至从未有过”(13)。这样的信念深植于达恩顿的文化史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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