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初萌：评今治国学者

谓中国无学术乎，吾不敢言也；谓中国而有学术乎，吾又不能言也。夫以中国地广人众，贤杰代兴，至今日而遂无学术之可言，不亦轻天下羞当世之士哉。然人之为学，相率而出于无用者，比比皆然，特无有默观而细审者耳。如使默观而细审之，盖有约略可尽者焉。

昔钟嵘品诗，分为三等。吾谓今之治国学者试一加评品，亦不能越乎三者以外。三者维何，曰好古，曰风雅，曰游戏，如斯而已矣。圣人有言，曰：“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好古诚学者所有事也。然昌黎不云乎，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夫道成而上，艺成而下。今之好古者，非好其道也，艺也。是故得一古器焉，晨夕摩挲，诠释文字，若殷之龟甲，周之毛公鼎、散氏盘，以及汉镜、晋砖，且视经典为贵矣。得一古碑焉，详其舆地，考其职官，有为前史所要删者，谓可订史文之阙误矣。墓碑之作，中郎不能无愧，韩子称之为谀，则非所问也。得一古籍焉，宋刻元刊，计其行款，辨其纸色，倘编次部目，极至藏弃之源流，亦必据图印以为证，而于此书之意指，则无所知也。如此以好古，不几玩物而丧志乎。不宁唯是，彼方谓自我取之，不妨自我去之。于是韫匮而藏者，往往善贾而沽，则其所以好古者，直世之所谓骨董家矣，然人多以好古推之。今之治国学者，此一流也。《诗》有六义，风雅居其二。自汉而后，诗人踵起，故班志艺文，以诗赋自为一略。及唐而设科取士，诗家由是为极盛焉，迨至有宋，则又一变而为词。词固诗之余也，然则诗词二者，皆为风雅之遗矣。吾观昔之为诗词者，吟咏性情，长于讽谕，有风人陈古刺今之意。即论近世，其一二名家，要不离乎是。然而不多得也。或良辰佳节，或登山临水，莫不出其篇章，以自命乎风雅。甚者趋承显要，而藉以交联声气，下至倡优卑贱之人，公然投赠而不之顾。有识者在旁，从而嗤鄙之，彼且诩诩焉以为此风雅之事，无伤于行诣矣。又有少不知书，平昔未一握管，并诗词而不能为，特其处境丰裕，一室之中，罗列珍笈，法书名画，亦复藏之箧衍，以备美观，若而人者，盖又窃附于风雅之林矣。今之治国学者，此又一流也。昔司马子长作《史记》，有《滑稽列传》，而刘彦和《文心雕龙》，则别撰为《谐隐篇》，文人游戏，偶焉为之，何足深责？然刘向父子，著《别录》、《七略》，其部次诸子，则以小说列其末，史书经籍志，不但辞曲一家，置于诗文集后，名不雅驯者，且削而不录也，可见小说辞曲非学之先务矣。今则不然，能文之士，乐为小说，烟墨不言，任其驱染，而诲盗诲淫，在所不计，不知以吾一时游戏之作，其间败坏风俗，而贻害人心者何可胜言。昧者不察，犹谓小说之书感人最易，岂不悖乎。曲始于元，其时张小山辈特造为新声，以补词之不足耳，顾以其可被诸管弦，久目为游戏之具。近虽有识其渊源，校其音律者，然不加考索，善于歌唱滥吹其中，此类为多，亦以此本游戏之事，非关学问也。乃明知其为游戏，偏欲夸大其事，谓曲者国粹之所存，夫国粹固若是其小乎。他如悬灯而作隐书，叩钟而成联语，瘁其心力，以炫思虑之奇巧，作此游戏者，时有所闻。今之治国学者，此又一流也。由是而观，名为学者，而足以三途概之。吾中国之学术，犹得以昌明乎哉？

或曰，今之世，将一无研治国学者乎？曰，彼以汉学家言，而谓合于科学方法者，则考据之学是也。虽然，言乎考据，何得即称为国学乎。夫考据亦綦难矣，非通乎小学，识其字方形声，而尤洞悉乎六书假借之义，则释解有时而穷。余往者亦尝治此学，久之而病其繁琐，故决然去之，但考据之弊，则知之实深。其弊若何？求之形声，而用假借之法，已不免穿凿而附会，乃又专辄臆断，不曰衍文，则曰脱文，无可如何，则归之传写者之误。审如是，读古人书一任我之所为，殆无难矣。吾非欲废斥考据也，以此不过为学之初径耳。况其一字一句，或尚怡然理顺，而谛审上下，则不能贯澈，犹失之小焉者也。若务为新奇，而不守旧说，必与前人立异，于是春秋之邹氏，班、孟坚言其无师者，可强合于战国之邹衍，而阴阳五行一若有口说之流传矣。作大篆之史籀，或不信其为字体，谓当从本义说，训为讽诵，而许叔重籀文之言，从此可破矣。《鲁论》所云多闻阙疑，慎言寡尤之道，则无人能明之。不特此也，为考据者，必取于征引之富，治群经也，孔子已删之诗书，未修之春秋，势所不可得者，而思有以见之。以史部之材料，不足供我甄采，注意于地下之发掘，期其有如敦煌石室者，再显出于世，读所未见，则彼心为之始快。窃尝譬之，吾国良田充积，苟天时无愆，人力勤于耕种，蒸民粒食，取给无虞。今必舍而不芸，悬想荒土而重谋开垦，且无论事之难易，万一成熟无期，岂非劳而少功乎。夫考据家之实事求是，苟善为之，学者何尝不可从事于此。当乾嘉时，治考据者，亦云盛矣，诂经而外，兼及子史，音韵校雠，确有心得，洵可与宋学之迂疏，别树一帜也。然如东原、怀祖诸贤，吾极爱之敬之，惟戴氏之于《书》“光被四表”，必易“光”为“横”，王氏之于《老子》“夫佳兵者，不祥之器”，必改“佳”为“隹”，其说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由吾论之，《书》“光被四表”，是甚言其德之远播耳，《老子》“佳兵者，不祥之器”，是欲人不可以黩武耳，其义皆皦然易知，不待一辞之赘。姑援二者以为例。凡有志于学者，当探索其义理，而寻章摘句，繁称博引，要为不贤识小，所贵乎考据者，岂詹詹在此哉。乃世之崇尚考据者，奉高邮为大师，如既得其门，不必升堂而入室，侈然号于众曰，国学之止境，在于是矣。夫国学而仅以考据当之，陋孰甚焉。

今夫学亦求其有用耳，宣圣赞述六经，为万世治术之本。即周秦道墨诸家，亦何尝空言无用，不足见之行事哉。呜呼！今天下之乱至矣。彼非圣无法者，日出其奇谬之学说，以隳弃纲常，灭轨物，世风之愈趋而愈下，正不知伊于何底。然悠悠者不识国学为何事，则亦已耳，使果于国学而深造有得，好古三者之失，宜力戒而弗为，支离破碎之考据，亦无事疲耗其精神，有可得时则驾。惟本此经世之志，以措之事业。倘终其身穷老在下，守先待后，砥柱中流，庶几于名教有所裨益。若徒硁硁自好，处此儒术既绌，而不能为孟荀之润色，纵使著书立说，未始非潜心国学者，而识量褊隘矣。吾之为此评也，吾盖睪然尤有望于世之深于国学者。(www.xing528.com)

（原载《学衡》23期，1923年11月）

孙氏秉古学正统，所斥把玩、附庸、小道三者，顾为世趋众相，鄙考据不识国学，实指整理国故之事而言。孙氏不脱旧学故念，抑可知民初国粹一派之余绪犹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