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初萌：论国学分类方法

余于中国学术，孜孜者四十余年矣。在吾国则谓为章氏学派，而在日本，则谬称为硕学之一人，且谓其学派近西洋智职分识学（见大正十三年《大东文化杂志》）。余之学问，不过粗通门径，岂能成为学派？且余不能读西书，亦不知西洋之分类如何，但彼既以余学派与之相近，则所言确有所见，敢将平日所致力者，试言其分类之方法。

大凡人之为学，不可无方法。余生平治周秦诸子，用功最久，几四十年。而于其学术异同，每喜细为判析，却即用此分类法，其始见《汉志·诸子略》云。合其要归，皆六经之支与流裔，以为诸子之学，既系六经支裔，则沿流而溯其源，约之于经可矣。既而思之，《诸子略》之中，班氏既分列十家，则儒道名墨，凡此十家，必是一家自一家，其类有不能不分者。于是取班氏之论儒家，有曰游文六经，留意仁义。又云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遂从而读孟、荀诸贤书，觉儒家宗旨果如此，自应与道墨诸家分别者也。再取其论道家者，有曰历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复从而读老庄诸人书，觉道家宗旨，实亦如是，宜其与儒墨诸家，又必区分者也。推之名墨以下，凡专家之学，各有其立言之意。类聚群分，确有不得而杂厕者。故余之于诸子学也，谓当首辨其家数，而寻绎其书中大指，颇思以求其真，不敢穿凿而附会，其得力即在分类也。

诸子之最难分者，莫如名法，此两家者，后人每多牵混。盖名家在循名责实，而法家亦未尝不注重于此。顾读商韩书，人犹知其为法家，未甚乱也。名家若邓析子，因析曾造竹刑，谓其学入于申韩矣，首章无厚之说，甚且斥其用心刻薄，全失忠厚，真所谓似是而非也。彼之言天于人无厚也，君于民无厚也，父于子无厚也，兄于弟无厚也。观其所据无厚之理，大略谓天下事有厚者，有无厚者，仍综核名实之义，而与法家之明法殊矣。《语》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名法二家，使不用分类法，毫厘之失，必有千里之差。其实名家之学，惟认乎其为名，不可存一法字于胸中。即析尝言民一于君，事断于法，此若兼及于法者，不知犹是正名之旨耳！非若法家之行赏罚，核之于名，必见乎事实者也。此两家之分类，只在几希之间，故视他家为难。

道家之学，人莫不以神仙称之。考之《汉志》，神仙在方使略，为医家之一，是班氏固早为分类矣。余以道家神仙，分之诚当，但同言长生，其所以分者何在？久之知神仙之言长生，别有不死之方。道家如老子，每言少私寡欲，则示人绝去私欲，无感于声色货利，以自戕其生耳！故观于老子，务在尽其大年。若神仙者，且用药物以祈长寿。此道家之与神仙，所以分者在此。

儒墨两家，互相攻驳。故《墨子》有《非儒》篇。儒家之距墨，其最著者为孟子，此外荀子之《非十二子》篇，墨子与焉。而《孔丛子》中，亦有《诘墨》专篇。两家之互相攻驳，盖欲各达其学说，伸此者自不能不绌彼。迨有宋以来，学者皆扬儒而抑墨，此是失之于偏。尝欲表章墨子，然余颇尊儒，又不敢违背孟子，因又用分类之法，而得其持平之论。孟子谓墨氏兼爱，是无父也。且继之曰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其诋墨子至矣。乃《墨子·兼爱》篇，则言子自爱不爱父，故亏公而自利。知墨子方教人子之爱于其父，何致有无父之失。初疑孟子黜之为无父，并訾之为禽兽，未免太过。而孰知孟子并不亲指墨子，是责夫不善为墨学者。何以明之？《尽心》篇曰：“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于此则尊之为墨子，且美其利天下，而好辨章独标之曰墨氏。氏之云者，显见其为末流耳！以荀子书子游氏之贱儒，子张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用此为证。谓之氏者，皆就后学言。不然，荀子儒家也，子游等三贤，为圣门高等弟子，岂有身为儒家，而可目之为贱儒？故孟子之称墨氏，亦非谓墨子也。知孟子所深恶而痛疾者，为墨家之后学，兼爱则不别亲疏，成为无父之害，孟子自当辞而辟之。墨子兼爱之说，苟善行之，且可为不爱父者戒！如是则读墨子本书，亦无疑矣。

如上所述，余之略通诸子学，无不从分类得之。不特此也，诸子且有同一儒家，而孟与荀有分焉者矣。孟子法先王，荀子则法后王；孟子道性善，荀子则道性恶。扬子《法言》：“故曰吾于孙卿见同门而异户也。”老子庄列，同一道家，《吕氏春秋》云：“老聃贵柔，列子贵虚。”则其宗派分矣！老子书中，时言柔弱者生之德，柔弱处上，刚强处下。列子则以人人生生死死，尽归于虚，岂非老子、列子，有贵柔贵虚之分乎？《庄子·天下》篇，一则曰：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老庄闻其风而悦之。再则曰：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是庄子与老子，明明其宗派又分矣。庄子之宗派，向不知其何者为主。荀子尝曰：“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在荀子谓之蔽，余取而反征之，知天者墨子之宗派也。何谓天？庄子之意，以万事当任其自然耳。若然老也庄也列也，并为道家，其宗派不划然分乎？余又推之墨家，《韩非子·显学篇》，有所谓相里氏相夫氏邓陵氏，可知墨子之后，分立三家矣！然此犹浑言之。陶渊明《群辅录》云：“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尊于名，不忮于众，此宋铏尹文之墨。裘褐为衣，跂跷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者，相里勤五候子之墨，俱称经而背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此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墨。”则墨子之书，今如《尚贤》诸篇，每折之为三，宜说者谓即三墨所传，故一墨家也，其学固有分矣！法家之中，申子书久亡。观韩非子《定法》篇，今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持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巨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贵存乎慎，而罚加乎奸令者也，州巨之所师也。申商二子，俱为法家；乃申以言术，商以为法，其分也盖各见矣！战国者纵横之世也，于是苏秦张仪，遂以纵横之学，显于当世，然其出而为国，则可分也。刘向《战国策书录》云：“苏秦为纵，张仪为横；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故仪秦本一家之学，而为纵为横，则截然有分矣。凡此数家，非于一家之内，复有若是之分柝乎？(www.xing528.com)

余于诸子学，既用分类之法矣。尝又进而求之经。余之初治经也，亦好考据之学，即近世所谓合于科学方法者。及得章实斋先生“六经皆史”之说，私谓能见其大。盖经可作古史读，宋儒之空说性理，或近于禅者，既失之。汉学家名物训诂，专务琐屑贩订，不精研义理，亦非是。惟明乎经即是史，则孔子删定六经，本经世之意，为万世政教之所从出。章氏之言洵善矣！乃未几而心致疑焉。何疑乎尔？六经既皆为史，孔子当日，自可自为一书，何以别之为六？其后用分类法，恍然于孔子之圣，且有不可合为一史，而无乎不备者。若从后史体例言：《诗》始文王，为西周之史，《春秋》始平王，为东周之史，犹班氏之《前汉书》，范氏之《后汉书》，皆史之断代者也。《尚书》者通史也，上起唐虞，与《史记》之首五帝本纪同。《周礼》、《仪礼》，乃后世史家之职官表礼乐志也。惟《易》之为书，揆之史体，似无行之者。然《系辞》云：《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当文王与纣之事，则《易》者殷周史也。两朝交际，为之史者，如陆贾《楚汉春秋》是，而《易》其先例也。晋干宝《易注》，多述殷周之事，殆早知之矣！此以后史体例，为之分类，而知六经之皆史，有断然者。再从本经体例言：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汉儒均以此为说。则《书》者记言之史，《春秋》者记事之史也。《诗》为十五国风，是记风俗之史，凡后之舆地志，由此而作。《礼》者记制度之史，唐杜佑之《通典》，宋徐天麟之《会要》，当取法于兹矣。《易》者多言吉凶，古之道家者流，出于史官。《汉志》谓合于《易》之嗛嗛，盖记道之史也。以本经体例，而分类详审之，经之为史，又彰明较甚矣！自来论文之书，刘彦和《文心雕龙》，于源流得失，辨之最精。其《宗经》篇外，又有《征圣》一篇，以此篇之中，有必宗于经语，或谓仍与宗经无异，此大不然。宗经者，言文体皆出于经；征圣者，乃言作文之法，当取圣人所言为折衷。故云先工圣化，布衣方册，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是也。刘氏既各自为篇，则一篇必有一篇之义，若宗经征圣，彼此无别，则亦何必分撰两篇，以苟充卷轴乎？此余亦用分类之法，知其非泛设也。

总之学问之事，繁密精深，不得方法，矻矻一生，既患无从入之途，即偶有所知，亦难观其会通。余故举分类之方法，与诸同学一讨论之，盖余固以为学方法，莫善于此分类矣！

（原载《大夏周报》第9卷第28期，1933年6月）

孙氏言国学分类，非分“国学”之类，谓以“经”、“史”之有类别，必归其所宗，循类其源，则学之所归晰然。承“六经皆史”之说而深察，必有所创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