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确需且必有其名”，[15]新自然法学派代表人物菲尼斯教授的此番论述，尽管有几分“假说”的色彩，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权利的存在形态：经由列举且必有其名。然而，事实上由于社会情势不断变动，实在法体系不可能罗列人类享有的所有权利，且不说一般权利，即便是基本权利也是如此，所以才会产生所谓的“宪法未列举的权利”。诚如有学者所言，从历史上看，宪法所列举的权利往往是遭受国家权力侵害较多的重要的自由权利，但列举本身并不意味着涵盖了全部的基本人权，即宪法权利。[16]指出此点，只是要举例说明既有的法秩序，以及法体系实际上已为权利的拓展创造了制度上的可能性。但是，一项声称的权利要求能否经由类似渠道转化为法定权利，仍然需要进行具体的解释、论证。实际上，对于一项权利解释而言，人们并不需要解释主张一种权利存在或者某人具有权利的意义，需要做的是明确主张的权利内容。[17]
回到对流浪权的探讨中来。如前所述，按照谢晖教授的理解，流浪权是主体根据其自由意志而拓展其生存和活动空间的权利，是公民自由权的一种。如果我们承认并假设流浪权是一种法定的权利，那么这种权利具有何种内容？它应当是一项宪法上的基本权利还是一项一般权利？如何处理其与既有法定权利之间的关系？
具体来说，从形式上来看，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第三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其他如《民法通则》也对公民的人格权等作了相应保护。如果说流浪权成为一项法定权利，那么，它与这些权利条款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此外，如果我们在更广泛意义上谈论“空间”，那么流浪权的法定化还需要回答流浪权条款与《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的关系。如此看来，流浪权就并不仅仅会与谢晖教授所谈的乞讨权、迁徙权、工作权有关。(www.xing528.com)
此外，从权利保护的实质来看，要论证一项习惯权利法定化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就必须从权利内容上论证该权利所指向的内容具有相当的独特性，而既有的法定权利并不足以保障特定主体享有该权利。那么作为一种新型权利要求的流浪权，是否具有如此“特殊性”以至于宪法及部门法上之权利保护条款无法满足这种权利要求？在笔者看来，笼统地将流浪权与既有的人身自由权、人格尊严权等权利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并不能显示出需要对流浪权给予特别保护的实质性理由。当然，按照谢晖教授的设想，也可以在行政规制及司法判决中确定流浪权。然而，依笔者之见，即便在个案实践中确实对其给予肯定性的保护，那么是否就一定意味着这种肯定确实是基于对“流浪权”的保护，而不是基于对“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等既有权利条款的适用，也是必须深思的。举例而言，司法实践中有当事人以“贞操权”受侵害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案例，法院经过审理支持了原告的部分请求，媒体也多以诸如“××市首例贞操权判决”之类的醒目标题进行报道。[18]看似是确定了“贞操权”，但仔细分析即可发现，据以支持当事人诉求，从实质上来说乃是名誉权、身体健康权等相关民事法律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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