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微观层面公司治理结构主要研究公司的内部结构，从而有意地剥离其他实体、个人和外界因素，正如在“隔离环境”的实验室通过显微镜来研究细菌和病毒。这一狭义的“公司治理”概念，把“公司”作为一个独立的存在，提供了一个深入的纯理论视点。例如，很多学者认为，对于“公司治理”的解读，应将重点放在保障投资者、股东的金融投资回报上（Shleifer and Vishny，1997），在公司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的情况下，保证投资者的经济利益最大化。对于这些学者来说，“公司治理”的主要问题就在于“委托—代理难题”，即管理层目标相对于所有者利益的偏离（Shleifer and Vishny，1997）。而其他的微观研究包括提高企业的绩效、股权结构、企业组织结构、董事会的运作、信息公开和透明度的相关机制等（Durisin and Puzone，2009）。
其次，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有些学者认为“公司治理”应该包括宏观政治、经济、法治环境所决定的各方面经济活动参与者之间的关系（Dignam & Galanis，2008）。这种宏观层面的“公司治理”理念关注公司与其所处的经济、社会以及政治大环境的关系。同时，这一视角常强调由于各个国家特定的政治、经济、法治、社会、文化要素不同所造成的“公司治理”概念的不同。从其他国家借鉴而来的“公司治理”模式，即便是借用成熟的模式，也会因为体制性不相容而造成主观认知和实际操作上的“水土不服”。例如，在“公司治理准则”的形成过程中，赫曼（Herme，2007）发现，虽然各种内部力量决定“公司治理准则”的内容，但公司所处的不同国内形势将导致各种大不相同的公司治理方式。“公司治理准则”必须符合公司运营所处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Okike，2007；Aguilera and Cuervo，2009）。
最后，中观的“公司治理”概念则主要研究公司与其他实体和利益相关人（如债权人、调控者以及劳动力等）之间的关系。在这一层面上的“公司治理”类似于通过天文望远镜观测不同行星和恒星之间的关系。它把“公司治理”定义为一套投资人、经营者、利益相关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规则；同时，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应能为达成公司目标并有效监管企业绩效提供一个有效的框架（Williamson，1984）。在这方面，公司应当全面考虑包括投资人在内的各方利益，各方包括但不限于职工、债权人、供应商和消费者（Freeman，1984；Donaldson and Preston，1995）。拥有更广泛的参与者的公司治理过程将更好地保护各方利益，同时也将帮助企业提升其治理结构，以便其更好地适应迅速改变的环境（Collier and Esteban，1999）。这种中观的“公司治理”安排也能激励职业经理人，他们作为托管人和企业家，将更好地提高企业管理水平（Keasy and Wright，1997），抵抗金融市场的短期诱惑，鼓励长远的投资决策（Biswas and Bhuiyan，2008）。(www.xing528.com)
本书不偏向于以上三种论点中的任意一方，而认为“公司治理”是上述三种论点的集合。首先，从微观层面来说，“公司治理”是一套精心设计的架构，“企业通过它设计预计达成的目标，同时确定达成目标的方法以及评估业绩的方式”，也为董事会和管理层实现符合公司所有者利益的目标提供动力，并便于有效评估（OECD，2004：11）。其次，在中观层面上，“公司治理”涉及企业管理层、董事会、债权人和其他利益相关人之间的复杂关系（OECD，2004：11），同时也受到这些参与者之间互动的巨大影响。通常，其中一个因素的变化也会产生一些新的治理模式，同理，某一特定的治理模式也会通过影响各个参与的因素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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