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钱庄在晚清时期的发展及影响

上海钱庄的快速发展，应追溯自1843年开埠之后。凭借地理位置的优势，上海很快超越有着悠久对外贸易历史的广州而成为全国的贸易中心，无论是直接的对外贸易，还是埠际之间的贸易都迅速扩张，特别是在1865~1895年之间的30年里，上海的进出口贸易总值从1.09亿关两增加到了3.15亿关两，⁽²⁾增长了近2倍，这种速度在晚清之前的中国贸易史上是罕见的。贸易量的迅猛增长，为金融机构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商机，上海钱庄恰逢其时地承担起货币兑换和资金融通、清算等功能。

上海开埠之时，华商银行业尚未产生，钱庄是当时最重要的本土金融机构。但是在1843年之前，上海钱庄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中国传统的商业贸易，对资金的需求有限，因而钱庄规模都不大，大钱庄的账面资本通常为白银30 000~50 000两，小钱庄的账面资本仅为500~1 000两。显然，这种资金规模根本无法承担起快速增长的内外贸易的需求，也就是说，钱庄的实力与开埠后迅猛增长的贸易状况相比，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但是，上海钱庄绝不会放弃赢利的机会。

清季的大多数钱庄都可以发行庄票，其信誉度甚高，在中外贸易中受到外国商人的信赖，成为推销洋货的金融工具。随着中外贸易的进一步扩大，庄票被赋予新的功能，即资金薄弱的钱庄开始以庄票为抵押，向外商银行拆借资金，作为获取周转资金的重要途径。据记载，拆票最多的时候总数达到一千数百万两，每家钱庄拆进之款最多者约在七八十万两左右，⁽³⁾换言之，拆款数目可超过钱庄自身资本的十几倍以上。凭借拆款的资金获取方式，不仅满足了贸易迅速扩大的需求，也促进了上海钱庄的发展。

毋庸置疑，钱庄可以从拆款中受益，但也正因为如此，无形中加深了其对外商银行的依赖，钱庄的生死之权由此操控于外商银行。清末的几次金融风潮，如1883年倒账风潮、1897年贴票风潮、1910年橡皮股票风潮，钱庄挣扎在存与亡的边缘，无不与外商银行对市面资金的收放有密切关联。可以认为上海钱庄既借助外商银行而发展，却又因此限制了自身的进一步发展。

晚清时期中外关系发生剧变，中外贸易也随之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化，上海钱庄作为以赢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商机。钱庄通过庄票和拆款的方式，与外商银行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从一个方面来讲，其重要业务已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的经济扩张相连，如在外商深入中国内地推销洋货和获取原料的过程中，钱庄业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事实上钱庄业的发展的确与西方经济侵略的深入是同步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讲，钱庄能够把握中外贸易扩大的商机，通过拆款的方式，积极拓展业务，也不失为一种进取精神。正因为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上海钱庄才敢于与实力悬殊的外商银行展开角逐，并与之同时成为上海金融市场上最重要的两支金融势力，相互不可替代。如纸币的流通，外汇行市的决定，均为外商银行的特权；而庄票的发行，银、洋、钱行市的议决，则由钱庄掌控，外商银和钱庄分别在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国内商业贸易中占据优势。(www.xing528.com)

晚清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开始入侵中国，是中国最大的变局。上海开埠后近70年时间里，连年的对外与对内战争，加上频发的金融风潮等原因，上海钱庄的数量如过山车般地增减不定，如图1-1所示。需要说明的是，1903年之前上海钱庄的数量并无可靠的、完整的统计数据，因此图中会出现空白之处。

据现有可靠资料统计，1858年上海钱庄数量为120家，至1883年倒账风潮时减至58家，1905年之后逐渐恢复至100家以上，1910年橡皮股票风潮后复降至51家，而经过辛亥革命之后，营业的钱庄仅剩下24家。⁽⁴⁾从一定程度上讲，钱庄数量的增减是其实力变化的体现，尽管上海钱庄的数量一次又一次跌至低谷，但每次低迷之后都会迎来再发展的机会，可以认为，晚清70年上海钱庄是在与外商银行的合作与冲突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展示出顽强的生存活力。

图1-1　晚清时期上海钱庄数量统计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14、30、32、45、94页。